其次，我们知道，本质主义的终极追问会导致“排他”和“霸权”倾向，但非本质主义也容易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和路径，都有其长处和不足，似乎难以简单论其优劣。更值得注意的是，给出一幅明确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未必就是本质主义的，而不予言说则未必就是非本质主义的。虽然“送入虎口”很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不论是邓教授本人还是我们每个法律人，给出一幅详尽、明确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能还是必要的，回答它在中国的“如何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邓文也强调，我们要开启具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中国法学时代”，“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在各种不同的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方案中经由反复讨论而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12]这就说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应该是明确的、多元的、“反思平衡”的，但最终还是“重叠共识”的。如果都是否定性的、不明确的，那么，这种“重叠共识”也就不会发生了。反过来说，经由“重叠共识”而形成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即便是流动的、非唯一正确的、非超时空的，但因其“反复讨论”、“反思平衡”的基础是多元明确的，因而这个“重叠共识”仍然应是明确的。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就很难承担起作为“判准”、“依据”和“引领”者的职责，而邓文篇首引用的名言也在告诉我们：“人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
　　当然，邓文涉及到了很多知识背景和理论问题，我的一些粗略思考很有可能是对邓文的误读，如果是这样，还请邓教授原谅和学界批评指正。
　　
【注释】　 邓文在分析“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一“典型个案”时强调：“这是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特有问题，因为在西方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方面，那些以西方现代化社会之景象为基础的各种新的预期和希望，而另一方面，由这些景象而形成的对贫困和低水平生活的强烈意识，都经由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渲染而变得更加凸显了。”（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0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邓文在强烈批判“现代化范式”危机、指责其不关注中国现实的论证中，似乎也摆脱不了对现代化进程背景的依赖。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客观的，它带给人类的善果要多于其弊害。所以，人们向往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追求“西方化”，而是期待更有质量和更体面舒适的生活，这也正是它难以摆脱的诱惑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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