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鉴:《民法债法总论》(第一册)，台湾1993年版，第77～78页；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88页；黄越钦:《私法论文集》, 台湾世纪书局1980年版，第139～144页；张新宝:《定式合同基本问题研讨》,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52页；王利明、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一册)，台湾1993年版，第89页。
韩延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解研究》(第7卷),台湾1993年版,第79页。
参见高圣平：“格式合同司法规制中的几个问题”，载《
合同法评论》2004年第4期，第32页。
参见王俊英、宋新潮：“论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法律效力”，载《河北法学》2003年第5期，第103页。
参见邱婕：“合同约定与规章制度的协调”，载《中国劳动》2005年第7期，第49页。
对此，本文作者另有专文《格式劳动合同的行政规制论》。
詹森林：《私法自治原则之理论与实务》，1993年海峡两岸市场经济法学研讨会论文，第18页。
该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参见王利明：“对《
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第12页。
解释中将“政策”作为法源，可能是迁就了我国劳动立法的现状，但从长远考虑，“政策”不应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法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已将“政策”删除。
详细解释，参见高圣平：“格式合同司法规制中的几个问题”，载《
合同法评论》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