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由行政性干预、管制转向适度监管，固有监管者依法得到授权，配合衍生监管者及其他主体在市场机制范围内依靠自身行为约束而实现己身权益，辅之以必要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即构成一国系统化的证券监管组织体系。以监管组织体系为纲，动态考察组织建构及运行依托的理论因素、法律支撑力和绩效评价体系，便可大致看到一国证券监管体制之良莠。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评析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特征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行计划经济而取消了证券市场。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行为外生性推动市场机制培养，我国证券业才逐步得以发展。从1981年
恢复国库券发行，至1988年建立国债流通市场以及80年代中后期股票柜台交
易的开设，均标志着我国证券流通市场开始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意味着中国证券业在更高程度上的发展。
与我国证券业发展时期相对应，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也呈现阶段性的演进特征，并以政府监管主体的演化为主线[7]。虽然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在长久时期内仍将以政府整齐化切入式监管为主导，但随着市场自治意识的增强及相应自我调控机能的发达、社会法治化的深入，其他市场主体的内控能力亦得到加强，本不宜由外部性干预力影响的区域对政府监管的依存度有所下降。同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救济手段逐步完善可操作性，相关社会监督群体的成长，也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监管脱胎于市场自治下国家有限度的介入，以有机的发达资本市场为先在条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的证券市场对应，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采用为反向路径，即以政府公权力原生方式激活市场，培育
机能，由此决定了其应具有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证券监管体制的特征。
其一，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协作。除去市场中日益成熟的衍生监管主体和自律监管群体，固有监管者以政府部门、机构单位为主体，涉及证券监管业务的部门呈现多元化，其中以针对特殊行业调控抑或存有交错职能的部门为主，并在监管的相应进程中结成协作关系。例如，公司上市接受证监会的主要监管。
同时，国家发改委审批其募集资金投向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若其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上市条件还需得到商务部审批；市场主体参与QFII、QDII运作，还需接受外汇局的监管，等等。此外，财政部、税务部门、科技部、国家环保局、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教育部、公安部等都不同程度的充当监管主体的角色[8]。
其二，证监会具有特殊法律定位，其监管和市场作用“特殊”。我国《
证券法》中虽未明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具体名称，但根据“三定”方案[9]的精神，该机构即证监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具有规章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控制权、市场行为监管权、调查处罚权、纵横部门的协调及国际交往等多项职权[10]，在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目前证监会的性质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此与其实际行使的大量行政执法权限乃至准司法权不相契合，甚至存在违宪之处。例如，我国《
宪法》及《
立法法》未将规章制定权授予非部委机构和事业单位，而是赋予对应权力的国务院各部委。故而，证监会事业性单位的法律定位与依法治国的理念发生了偏移，使得其在职能发挥和对
市场的影响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部门[11]。
其三，证券监管非市场激励、强行政性色彩浓重。背负国企脱困的原生动机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蹒跚行进而日益成熟，解除计划性色彩的羁绊的中国证券市场，至今某种程度上仍表现出对计划行政性路径的依赖。例如，在协调监管
者和市场自治之间关系时，更多的着眼点在于固有监管主体和市场之间，以致原生监管主体与衍生监管、市场内部监督力量配比关系，表现为是否放权，抑或换权的博弈。基于稳定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宗旨，一方面，原发监管者的权力和职责强大，对市场走向的决定和投资机会的造就功不可没，但也常由于执法刚性和行为不可预期性造成市场利益损耗；另一方面，应当肩负起市场可持续发展和塑造市场弹性的衍生监管者、自律主体尚未适应市场化运行机制，素质尚低，某些自律体系甚至半行政化或行政化，权责不一，从而进一步加深非市场因素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干扰，误导市场行为主体的投资和风险预期，导致“政策市”[12]的重复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