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及其完善-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或投资评价，可能背离实际价值，价格确定机制便有极大的主观性。如若证券
　　价格与实际价格相去甚远，便有加大市场动荡，酝酿风险的可能。同时，证券交易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形成国际一体的联动架构，加速了资源流通、信息共享，降低了市场成本，但也扩大了由于技术原因、信息错误、局部风险等而引发损失的蔓延范围和作用深度[3]。
　　其次，证券市场需要干预来源于深层次的市场机能缺陷，这主要表现为市场的外部效应和非对称性特征。外部效应表现为，证券市场上一定的经济、法律行为对市场外部的影响，可能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发生偏离[4]；由于市场构成体系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便同时累积了不稳定因素；市场主体由于信息持有、经济基础以及决策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非对称性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进而引发市场垄断、内幕信息、分配不公平等现象。市场自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便需要借助外部化的利益调控以及权力制约手段来实现短暂的修正，回补利益缺口，以保持市场的良性活力。
　　再者，证券市场需要干预来源于资本市场运行应具有的社会化公益。证券市场是企业筹集资金，用以转化为资本运营实现盈利的重要途径，成功与否紧密关乎国计民生。证券市场投资起点低，便于吸纳大量中小型投资主体，而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获准进入证券市场的社保基金也日益参与风险运作。考量证券市场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康与否，是否切实保障广大社会投资主体的合法利益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5]。
　　（二）证券监管体制的架构
　　监管体制即制度化规制系统，涉及所有与监管目标相适宜的要素。笔者认
　　为，证券监管体制的构建在于实现市场公开、公平、公正运行和发展的目标，至少应具备有必要的监管理论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监管组织体系以及具体运行、评价制度等子项。其中，监管理论体系项下可作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划分：基础理论体系重在对监管目标、对象、行为依据、行为准则、程序及绩效考核等作出定义，应用理论则偏重提供监管实务的技术性指引，同时将监管相关理论进行必要的衔接和适度转化；监管法律系统则由证券监管法为龙头，以规制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体，辅之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构成；监管运行和评价系统则是为监管理论和法律制度转化为实际市场行为提供操行准则，以达到所期目的，使监管制度设计真正得以实现。
　　通常所提及的监管体制，更多则是指向监管组织体系的建构与维护，而附带提及相配套的经济监管理论、法律体制和监管内容体系等其他监管体制要素。其原因在于，监管体制的运行需要以监管者作为载体。监管者职能和权限的设置、机构的运行和管理范式、市场行为的奖惩考评均必然依靠某种监管理论的支撑、法律制度的支持，监管内容体系以监管者行为的具体实施为外在表象。易言之，监管组织体系具有较其他要素更为显性化的特质，此即监管组织体系在整个监管体制中所充当的特殊“中介”角色。同时它也为衡量一国证券监管体制合理性及进行效率考量提供了突破进路。亦据此，本文指称的证券监管体制，正是以监管组织体系为主体展开的。
　　监管组织体系由固有监管者、市场衍生监管者和其它特殊监管者构成。结合中国国情，固有监管主体源于国家对内国经济事务的权力型关注及经济事务部门的设置，在整个监管组织中居于核心位置。市场机制成熟后，自治力量的膨胀引发固有监管者限缩权能，专司外部化权利义务关系之调处和宏观秩序的维护，由此衍生出不同于政府管理模式的诸如证券交易所、同业协会等市场内部化监管者，在自为市场交易主体的同时享有对应的权责，运用市场化约束手段、借助民商事法律规范实现自我管理和下辖监控。同时，体制结构中也不排除特定时期设置的官方、半官方性质组织，乃至加入国际化监管组织的可能。从固有监管组织角度来考察证券市场监管，必然会突出监管的干预目的。在单纯依靠国家干预修正市场缺陷，达成效率、公平目的之命题被不断证伪前提下，固有监管层在构建监管体制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即如何从自身职能出发来科学定义体制结构，既能较好回避不必要的强行政色彩，合理约束权限，同时亦可遵循市场规律，追求市场效率和正效益，不宜破坏市场的“自然生态”[6]代替包办，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而培植良性市场主体，完善市场机能；须将自身视为市场中特殊化、专业化的主体，行为也应以市场失灵的领域为界，做出监管者的“成本——效益”分析，并配合诸如证券交易所、同业协会、证券公司及其他中介组织等衍生监管主体实现预期目标。此种角色表象性的“弱化”，正是政府专属职能加强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