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来适用的，而
宪法解释者又无权裁定
宪法的规则无效，
宪法解释者就只有利用扩大和限缩解释的方法，通过扩张或者缩小
宪法的文字传达的含义，使得冲突和矛盾消弭于无形。如对82
宪法的唯一的一次
宪法解释，即1983年的《
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就是将
宪法第
37条、第
40条中的公安机关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安全机关。
法律解释者对扩大或限缩解释方法的使用，甚至可能达到指鹿为马的程度。英国的安尼斯米尼克案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⑨]韦德以颇为得意的口吻评述此案：[⑩]
即使根据英国统一的主权制度（注：即议会主权），法律的一切问题最终总是法院说了算。在艾里米里克（注：即安尼斯米尼克，这是译者对anisminic一词采取了前后文不一致的译法）判例中，上议院对议会的一部法律作解释，它说该法的含义与它的文义正好相反。议会不但没有对法院的解释采取报复措施，相反，对此法律观点作了重大让步。只要法院与公众舆论相一致，他们的
宪法服从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创造性地发展行政法规则。
虽然上议院对英国对外赔偿法的解释并非对宪法典条文的解释，但上议院的这种伎俩完全可以在对宪法典条文的解释过程中适用。
在关涉宪法规则的事实上的法律冲突的处理情形一般是：在
宪法的规则与规则发生矛盾时，依照
宪法解释者的意志重新限定规则的含义是解决冲突的不二选择。当规则与原则发生冲突时，对规则的理解必须合乎原则的要求。如果该规则还必须结合另一原则来理解，那此种规则和原则的冲突实际上就成为原则和原则的冲突。事实上，重新限定规则的意义，也就是在各种原则之中寻求对规则的理解，这也在实际上潜藏着
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
解决法律原则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对法律原则的“衡量或平衡”，几乎是每个
宪法性案件都会面对的问题。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原则之间是否有位阶的区分？是否有某个原则比另外的原则更为重要和享有更优越的地位？规则之间有位阶的问题吗？规则和原则之间呢？事实上，后面三个问题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对冲突着的规则的理解必须依照原则给定的框架来进行，而规则是必须服从原则的，除非涉及到原则之间的冲突。
在司法解释者个人的内心世界，各种
宪法原则必然地位各不相同。正是因为个人的思想倾向，我们才区分哪位法官为保守主义者，哪位为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等等。对
宪法原则的不同权衡决定了对
宪法含义的理解。但从规范的立场出发，任何
宪法解释者均无权普泛地宣称某某原则更为重要，
宪法解释者只能说某某原则在某个具体的案件或场合更为适用。理由很简单：所有的
宪法原则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宣称某种特定的
宪法原则更为有效只能是自缚手脚，因为在特定的场合，它必须为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原则”让路。
宪法解释者不是要断定某项
宪法原则更重要，而是要断定某项原则更适用于具体的争议，
宪法解释者由此便能够获得最为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