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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赔钱减刑”的规范正当性
在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完全分离的理论下，被告人不以其犯罪行为的存在而自然承担侵权责任，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也并非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毋宁说是减轻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被告人主动自愿的场合，其人身危险性同时得以减轻，从而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有所从轻的刑事责任。而从损害赔偿机能论的视点出发，赔偿的履行意味着加害者财产的损失，也是一种害恶。在报应和预防的统一社会目的下，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应当相互累积，而应当差额结算：损害赔偿是对违法行为的第一次制裁，而刑罚则是对违法行为所科处的第二次制裁。但必须说明的是，依据“罪刑相一致”原则，并不是民事赔偿的履行一定可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毕竟，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大小往往无法通过金钱来衡量，也并非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弥补。
三、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分离：赔钱减刑的价值正当性
显然，上述规范主义的论证并不能完全证立横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的法律制度，在规则的分析之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层次地反思“赔钱减刑”的价值基础。而在“当为公正，当弃不公”元道德基础之上，“公正”或说“正义”就成为以人类行为为规制对象的法律的首要价值。借用乌尔比安的话来说，即“法（ins）来自于正义（instita）”。可是正义到底为何？也许“每一种传统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正义的解释。”但在正义这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之后，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各得其所”。
（一）“各得其所”：价值论证的基础
查士丁尼在《民法大全》中写道，“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这里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意愿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的意向。然而，仅仅培育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阿奎那将正义上升为“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强调正义不仅含有精神上的倾向还预设了一种行为模式。但这种行为模式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实际措施来实现，康德将其归为法律状态，即在这一状态中，每个人方能获及他所应得的权利。晚近的埃米尔·布伦纳则做出了总结式的概括：“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者该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就是正义的。”这个定义表明：正义不仅是精神的，也是制度的；不仅是道德的，也是法律的。正是在这样的正义观念，为我们的价值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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