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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两种不同法律规则适应的抉择标准；
（2）不同于民事合同纠纷解决的特殊性问题；
（3）行政诉讼制度（结构）因适应行政契约特点而需要加以变通、改造的地方。
或许这样产生出来的规则并不能解决所有审判实践上遇到的问题，不能完全满足基层法院的预期。这也不奇怪，由于实践中诉诸法院的行政契约案件不多，真正循行政诉讼途径审查的行政契约案件更少，所以，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认识与审查技巧也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受实践制约，恐怕我们也很难期望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制定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公私法和谐交融的法律规则体系，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把握。
【注释】 本文是余凌云主持的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契约规制的理论与实践”（2003－2005）的主要阶段性成果。
立法机关将行政诉讼建立在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理由，主要是考虑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特殊性。但是，纯粹从理论上讲，上述二元划分并不干净，之间存在着灰色地带，这已为法院审判实践所证实。从这些年行政审判的实践看，法院也极力在扩展司法干预的力度，其基本的考虑也是怎样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看来，从概念的界定应当转向实质性的人权保障，以此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点。
比如，将农业承包合同划入行政合同，可能是因为农地的使用权不能通过民事契约进入市场自由流转，社会还无法承受大量的农民因农地的使用权随市场自由流转之后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担。参见，王春平、闫书杰：《变行政合同为民事合同是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必由之路》，载于《沈阳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9期，第179～182页。又比如，源自山东泰安市的治安承包责任制，（《法制日报》2001年1月2日），实际上是保安制度没有社会化的结果。
Cf. Carol Harlow & Re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Butterworths, 1997, p.210.
Cf. A. C. L. Davies, Accountability: A Public Law Analysis of Government by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7.
Cf. A. C. L. Davies, op. Cit., p.67.
Cf. A. C. L. Davies, op. Cit., pp.66-68.
Cf. A. C. L. Davies, op. Cit., p.12.
Cf. Ian Harden, The Contracting State, Open UniversityPress, 1992, pp.37-38.
Cf. Carl Emery, AdministrativeLaw: Legal Challenges to Official Ac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9, p.236.
Cf. 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op. Cit., pp.250-251.
Cf. 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5, p.178.
Cited from A. C. L. Davies, op. Cit.,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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