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现实，国内关于废除死刑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在今年初我国明确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之后，又有人主张在经济犯罪领域率先废除死刑，以便于引渡。乍听起来，这些主张不无道理。不过，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理由难以成立。
首先，我国是否确立死刑属于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否能够引渡属于国际司法协助层面的问题，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过去我们不是为了方便引渡而确立死刑，今天我们同样不应该为了便于引渡而废除死刑。
其次，判处和执行死刑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渡正是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标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为了引渡的需要而将国家刑罚权废除，无异于“削足适履”，是十分荒唐的。
再次，外逃人员只是涉案人员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为了将这一小部分人顺利引渡回国而免去全部犯罪人的死刑，实有“舍本逐末”之嫌。
最后，刑事诉讼必须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有人提出，废除死刑后，引渡或遣返外逃人员就可以省去谈判环节，提高诉讼效率。这种使“公正”让位于“效率”的主张不仅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也是违背诉讼规律的。几年来，我国政府为遣返赖昌星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承诺不判处死刑”问题上一直持慎重态度，这正是考虑到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性。
三、现实选择：借助量刑承诺化解各国死刑立法冲突
笔者认为，针对各国死刑立法冲突所导致的引渡障碍，我国通过作出量刑承诺，谋求附条件引渡死刑案件的外逃人员无疑是明智之举。其实，各国立法的差异和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早就告诉过我们，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虽然我国尚未废除死刑，但对于别国立法也应当予以尊重，这样才能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量刑承诺是化解我国与别国死刑立法冲突的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量刑承诺既合理又合法。首先，这一做法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
引渡法》对量刑承诺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该法第50条规定，“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对于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量刑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对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所作出的承诺的约束。”
其次，量刑承诺的履行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国家以量刑承诺为条件来引渡逃犯的行为具有国际协议的性质，而“条约必须遵守”是通行的国际法准则。学者在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中建议增加规定的“国际法优位原则”就是要求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于本国刑事法律的适用。因此，一旦我国与他国在条约或其他协议中明确了对被引渡者的量刑承诺，则在随后的审判中必须践行这一承诺，从而限制我国刑法中有关量刑条款的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