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的背后其实有两重审判。第一重是看得见的那个审判，犹太人是原告，耶稣是被告，犹太人控告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和弥赛亚。彼拉多是法官，他三次公开宣称按照罗马法，耶稣的罪名不能成立。但他仍然违心的屈从于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将一个按世俗法律的标准无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看不见的审判，撒旦是原告，就像他曾经控告约伯一样。人类是被告，上帝是审判者。撒旦诱惑人犯罪，然后控告人类的全然败坏，指控他们背弃了神与人的约，没有一个人能行出神所喜悦的公义和良善。这个指控是成立的，上帝按他的公义作出判决，罪的代价就是死。
这时你就看见唯在审判中才显明出来的“神爱世人”。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基督就是上帝。他道成肉身，和人类一样活在肉身之中，同样经历了撒旦的试探，但却保持了全然的公义和圣洁。上帝决意在基督里受难，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替那被判死刑的人类付出刑罚的代价。耶稣是真正的人，因此他能够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真实的死亡。耶稣也是基督，是圣洁的神。因此一个义人的血可以满足公义，将一切不义之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在这个看不见的审判中，基督是那一只献祭的替罪羊。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相信上帝借着他在审判中的拯救，在拯救中的审判。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
耶稣回答彼拉多的那句话，显得很温柔，也很坚决。他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死，不是因为你的这场审判，是因为你看不见的那一场审判。不是因为你有权柄刑罚我，是因为天父的旨意，要“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来拯救罪人。只要一个人以信心来回应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为他流血的人。
其实还有第三重审判，耶稣在受审之前对他的门徒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是指着基督的复活说的。基督以他的死为世人赎罪，勾销了撒旦的指控。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为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带来了盼望。撒旦就是辖制这个世界的力量，圣经中称他是“这世界的王”。所以第三重的审判，就是在末日对撒旦和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撒旦和我们的公安很像的。他先设一个套，向你买毒品，等你把毒品拿来了，就抓你，然后告你贩卖毒品。为什么那个买的人就没有罪呢？因为他是撒旦，你还没有堕落之前，他早就堕落了。如果有人像基督那样替这个卖毒品的去上十字架，那么最后上被告席的，就是这个警察。
我只是一个比喻。基督在末日与天父一道施行审判。但他在自己尚未被捕受审之前，就把自己复活之后的，那个永恒当中的终极审判，告诉了门徒。“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接下来我们看洛克的政府论。洛克是一个清教徒，他的国家学说就建立在这种整全的圣经世界观之上。洛克国家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契约论，而是裁判权。他把裁判权分为世俗国家的裁判权，和末世论意义上的上帝的裁判权。洛克说，什么是自然状态呢？所谓自然状态不是一个没有行政权的状态，而是一种缺乏裁判权的状态。每个人在一切冲突中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高大法官。我们知道英美普通法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则，“一个人不能做他自己的法官”。这不是一个被简单化了的司法原则，而是国家的政治哲学当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所以洛克说，这样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只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判决结果“在最后的审判日，向万民的最高审判者承担责任”。用我们的术语说，这就叫“眼睛看不见的公平”了。因此国家的本质，就是裁判权的建立。契约论的目的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裁判权，而不是建立人对自己的“主权”。这是他的契约论与卢梭契约论最大的不同。你对比洛克的国家理论，和耶稣对彼拉多的回答，你就能看出洛克在论述世俗国家的权柄时，他的世界的图景和耶稣是相同的。而你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也可以看出卢梭眼里的那个世界的图景，和本丢·彼拉多又是多么的相似。
主要是英美的基督徒们，在这个图景中去思考政府，就产生出我所理解的宪政主义。我所信奉的宪政主义，就是英美清教徒式的宪政主义，而不是欧陆的。如果没有英美这一枝，欧陆的极权主义倾向很难得到一个校正的机会。你就能看到二战的历史意义了。如果我说，要是没有二战，今天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有多可怕。你会觉得这话耸人听闻吗。我真是这样认为的。
从卢梭到康德到黑尔格和马克思，他们带出来的国家学说，是以立法权为核心的一种政体。裁判权如果不是一种妨碍，也是一种附庸。而清教徒的世界观带出来的国家学说，是以裁判权为核心的政体。立法权的背后是“主权”的神话，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国家观，好像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去实现善的目标。而后者是一种消极的国家观，裁判权的意思是抑制罪的扩展，而不是达成善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政教分离，宗教的功能是引导我们实现公共生活中的善，而政治的功能是在公共生活中抑制人类的恶。如果你认为国家有实现善的能力，有真理的教化功能，我就会说你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一个国家崇拜的迷信者。不管你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如何，你的立场在本质上就是政教合一。
一个以裁判权为中心的政体，是信奉超验价值的，而不是信奉“国家主权”的。是一个相信程序正义，而不是霸占实体正义的政体。但一些经验主义的学者说，我不相信什么超验价值，我只相信程序正义。这个立场实在是自相矛盾。如果你没有对超验价值的信奉，程序正义就变成皇帝的新衣了。法官相信自己只是坐在一个程序性的位置上，就像基督告诫彼拉多那样，你不是坐在一个实质性的位置上。这是出于对那个更高的实体价值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信心指向上帝的主权和护理。仿照伯尔曼的话说，“程序正义除非被信仰，否则就是一个谎言”。
然后你来理解司法，在一个以裁判权为中心的，向着更高的国度和价值敞开的政体里面，司法首先不是一套技术手段，司法权也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权力平行的一种权柄。虽然我们很可怜，连平行都做不到。在清教徒的那个整全的世界观中看司法，司法权（裁判权）就是国家的本质。所以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的时代，他们以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亲自为王。他们的领袖被称为“士师”，中文用了《周礼》中的一个职官名来翻译，意思就是审判官。更早的时候，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选立长老，也是为了裁判民事纠纷。但基督教所讲的“民事”，是包括刑事在内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道德或“道德律”，涉及的则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要为洛克的国家理论找一个最贴切的实证，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形成了。以色列是典型的从裁判权开始形成国家的，他们有君王之前，先有裁判者，按着上帝的律法在国民中进行审判。当他们对上帝的律法不耐烦的时候，才吵吵嚷嚷的出现了君王。如果要找第二个最接近的例子呢，那就是英国了。虽然裁判权并不像以色列那样，是先于王权出现的。但在英国，王权的确立和裁判权的确立及普通法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同时的过程。所以在英国，法治的传统也和君王的传统几乎一样长。
这种宪政主义，就是通过司法，以更高的价值来审视和限制国家。他的潜台词，就是在国家之上，还有更美好的国度。国家不过是一个器皿，而不是一个偶像。而一切专制主义，却把国家看作世界图景的中心。所以你观察司法权在一个国家政法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国家被偶像化的程度。司法权的地位越低，国家主义崇拜的程度越强。低到中国目前这个水平，国家就是法西斯，低到一个公安部长居然比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力还大，低到公安局长当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当副书记。有人说中国繁荣昌盛了，但你从这个指标看，今天的中国已处在人类政治史和法治史的最低点。我实在想不出更低的类型，难道让派出所去管大法官？中国有希望啊，有希望的意思就是筑底筑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满怀信心的等着翻梢。
我忍不住要讲个故事。前次我到法国，去他们的司法部。法国司法部和中国有许多合作项目。我说了两个建议，第一，少培训一点法官，多培训一点律师。今天的大律师才是民主中国的大法官。第二，少跟最高法院合作，他们不管用。希拉克很快就下台了。维护法国的利益要把眼光放长点，不要老和中南海打交道，多些对民间力量的关注，比如和律师界的合作。法国人就很惊讶了，他们说你们的最高大法官很牛啊。去年肖扬访问法国，那个排场把他们都镇住了。第一，肖扬是“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是副总理级别，有礼炮的。第二，他们说在凡尔赛广场上，好多中国游客认出他，都抢着和他照相。司法部官员满脸的羡慕，好像说咱们的法官做梦都梦不到这么风光。我说在法国最风光的是不是电影明星啊，在中国也是，最风光的都是演员。最高大法官在中国，是仅次于人大委员长的国家二级演员。罗干你们知道吧，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肖扬一个中央委员在他面前算什么呢。但罗干出访时却没有他风光。因为现在的常委人数太多，哪有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的帽子给他呢。他出去就没有礼炮了，连警车开道都是中国使馆花钱租的。公安部长出去就更没级别了，不但没有炮仗，人家连报纸上都懒得报道。但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啊。肖扬至少排在二三十位，在他后面老远呢，要见上一面都很难，看人家心情好不好。我说，你们的司法部长没有炮仗，但不至于排到二三十位吧，
宪法委员会主席可是排第5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