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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教徒的世界观里面，是非常看重政治的。基督教甚至比一切的宗教都更看重政治，他的政治哲学是一切宗教里面最发达、最成熟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不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也不是一种精神家园式的信仰。基督教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上帝是宇宙的主权者，是万物的立法者和大法官。它要处理那个“相濡以沫”的问题，处理永恒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督徒的看重政治，却是把政治在整个宇宙世界的图景当中，摆在非常低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图景中去看限制政府权力，限权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如果以基督徒在他的世界图景中给政治的这个位置为坐标，比这个位置更高的，就是专制。比这个更低的，就相忘于江湖了。可是你忘得了江湖，江湖不会忘记你啊。我就想起台湾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曾经到成都见到老诗人流沙河先生。他们都写过庄子。蔡志忠就问，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都这么爱谈论政治呢，台湾的知识分子就没这么爱谈政治。沙河先生就讲了一个庄子的故事，叫适足忘履。如果你穿的鞋子很合脚，很舒服，你一天在外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穿了鞋子。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粒沙子，那就每时每刻你都知道自己脚上有一双鞋子，鞋子里有一粒沙子。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回到刚才谈到的“国度”概念，清教徒的世界观是一个国度化的世界观，所谓国度，就是用一个属灵的眼界去看万事万物，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主权所及。眼睛看得见的叫国家，眼睛看不见的叫国度。宇宙万物，都在两个国度里面，一个是亚当的国度，一个是基督的国度。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在上帝眼里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有人以为基督信仰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这是被世俗化的学术所误导的看法。基督教的人观，第一是整全的人观，就是身体灵魂同在一元的位格中。第二是群体的人观，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类，而不是有60亿种人类。没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这样，能够赋予人类一个完整的共同感。不错，在上帝眼里，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是那么的独特。但在上帝眼里，所有人又都是同一个人。所以在圣经中，上帝称呼雅各为以色列，也称呼以色列民族为雅各。
这就是一个国度化的宇宙世界。一切犯罪的，都在亚当里不能自拔。一切基督的门徒都在基督里，成为他的身体。亚当的国度，就是被罪的权势所束缚的国度，所以也就是撒旦的国度。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国度的争战。这个争战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又为我们活。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已经救拔了罪人，把他们从撒旦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里去了。但这个属灵国度中的胜利，要落实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和历史处境当中，是需要每一个人以信心去回应，去领受，去经历的。所以对每个人而言，对世界的历史而言，这个争战仍然在继续当中。于是基督徒看十字架之后人类历史的意义，就是心灵与处境的对峙。
这时你看，基督徒对自由的理解就与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一样了。自由主义说你必须给我划定一个个人权利的范围，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里面的内容就叫做自由，“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进来要先敲门。这叫做消极的自由。但保罗谈自由，是在一个灵魂的国度当中去看人的自由。首先他说，我们有犯罪的自由，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他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但是保罗叹息自己没有这样的自由。我说明天早上起来戒烟，后天开始我不睡懒觉了，我要早上6点起来下去跑步，大后天开始任何人骂我，我都不记恨他。我要对每一个人微笑。结果第二天起来呢，你第一个就冲着老婆大吼大叫。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人的“自由意志”有能力让我们自由地犯罪，却没有能力让我们自由。所以路德说，人因为原罪而丧失了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从此被罪所捆绑，想犯罪时我们的意志特别强大，想不犯罪时我们的意志就软弱无比。
然后保罗说，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看到，这才是我们生命里头最根本的一种处境。而这个处境和制度没有关系。我知道有人被称为“民主斗士”，但在家里他一样打老婆。这笔帐你总不能算到共产党头上去吧。如果你的灵魂不自由，你的心中有罪孽、苦毒和怨恨，任何制度的转型也不能给你自由。仿照伯林的说法，想不做的恶，你避免不了，这叫做“消极的不自由”。想做到的善，你做不出来。这叫做“积极的不自由”。因为我们的心灵，无法胜过处境。你自以为自由，其实你的一举一动跟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什么差别。人家一对你好，你就笑。一对你不好，你就生气。你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笑，就跟条件反射式的，是由处境决定的，是由别人决定的。不是由你的心灵决定的。基督徒把这个叫做不自由。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他的心，在基督里胜过这个世界，从此不再被处境所决定。基督徒把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自由。
接着第四点，就是人在世界中的使命。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呼召（calling）。什么是呼召呢，圣经描写上帝创造万物时，说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个“称”就是呼召，也是命名。原来万物都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你可以想到一个成语，叫“呼风唤雨”。人也是上帝“呼”出来的，是“呼召”出来的，不是“忽悠”出来的。上帝吹气给尘土所造的人，使人成为活人，成为有灵魂的人。所以创造和命名其实是一回事，创造和呼召也是一回事，创造就是为了呼召。所以人的被造，跟人在万物中的使命直接相关。什么使命呢，就是《创世记》所说的“修理看守”的使命。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是被造物中最高的，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把万物托付给人，治理、管理。这是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托管的原则。基督徒不但不承认政治国家有完整的主权，也不承认人间有完整的所有权。所以你学法律就知道，只有法国、德国这样骄傲的国家，才设计出“所有权”的概念。英美普通法里面，只有“财产权（property）”，没有“所有权”这种狂妄的概念。因为普通法是基督徒的法律传统。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万物的所有权人，但我们是万物的托管者。所以人被创造，就是从上帝那里领有使命，要爱惜这个地球，要治理这个世界。这叫作“管家神学”。人犯罪后，把这个使命搞砸了。但地球存在一天，这个使命就依然存在。救赎的目的不是取消这个使命，而是回到这个使命，在基督里成全这个使命。所以基督信仰是积极入世的信仰，而不是避世的宗教。避世是残缺的世界观的产物。
每个基督徒都是在呼召之下积极入世的。但天主教时代，把神俗之间过分对立起来，你做神职人员，就是领受呼召的，你如果卖猪肉，好像就说不上神圣了。新教改革澄清了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认为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世俗生活中把那个属灵国度中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清教徒的天职观。前面说到韦伯，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视自己从事的工作为圣职的观念密不可分。这就是近代“职业”观的产生。“职业”这个词最早就是呼召的意思。而当我们今天说这个词，已完全是另外的味道了。比如你说，我做律师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份职业，你想说的是我做这个不过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已。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寄存我太多的生命的理想和价值。或者用中国文化的概念说，只是“安身”而已，而不是“立命”。但放在两三百年前，一个清教徒说这是我的职业。他的意思是指向“立命”的，不是指向“安身”的。当你说这是你的职业，说明你是一个怀着很强使命感的人，哪怕你只是一个扫烟囱的，但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或吃或喝，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不过韦伯是从社会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去评价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职观放回基督教的那个整全的世界观中去观察。他点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无法完整的阐释这一切。因为韦伯一生对基督教大公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终怀着怨恨和距离。而在当时，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已经轰轰烈烈的向着新世纪敞开了。于是面对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韦伯开始把价值和事实分开，认为知识和学术可以离开价值立场，而且必须离开价值立场，却仍然具有客观性。这是对基督教世界观的一种背叛，也是对奥古斯丁说“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的知识论传统的一种背叛。但韦伯由此开创了近代学术的传统。他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就是在离弃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对清教徒职业观的一种继承。今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思想学术的某种准信仰的立场，就是从韦伯这里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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