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治中的依法治国思想
杨立新
【全文】
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是中国传统法治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糟粕之处。去其糟粕，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国家。皇帝被奉为“真命天子”，言出法随，口含天宪。尽管如此，我国古代还是有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及一些明智的执政者大胆提出了法律高于权力、大于权力，要求一切执政者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他们认为：第一，法比权大。《管子•任法》里说：“君臣上下贵同皆从法，此谓大治”。君民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遵从法，这才叫大治的社会。《管子•君臣上》还说：“有道之君道，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含法而行私者也”。韩非提出：“明言之道，一法而不求智”。(韩非子•五蠹》)即贤明君主的治国办法，一贯依法治国而不依赖个人才智。宋代叶适提出：“人主之所恃者法也，固不任已而任法，以法御天下”(《水心别集•君德一》)强调应把法律置于权力之上。第二，法治重于礼治、人治。早在先秦时，儒法两派的冲突，就由礼法之争、刑德之辩，最终形成“治人”与“治法”的尖锐对立。儒家崇尚教化，主张以礼治国，认为“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民燕居》)他们所尊崇的礼，主要是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规范，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伦理纲纪。统治者按礼所强调的道德人格去做，就能“人正则国治”，这就必然导致人治而非法治，即“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百姓按礼的约束去做，就决不会犯上做乱。法家的主张与此相反。他们绝不相信仅凭道德说教和示范作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如商鞅认为：“以法治者，强；以治政者，”。(《商君书•去强》)韩非也指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正一国”。总之，欲治国平天下，不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不能无视法律的强制手段。第三，在实践中，反对以权代法，以人代法。权大还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是个实践问题。尽管一些思想家积极主张依法治国，但这个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容易实现的。隋文帝时，有市井二人违法使用“恶钱”，依法应处以杖刑，而文帝却要法外杀人，将其问斩。宋太宗时期，卖药人陈利用以幻术迷惑太宗，成为宠臣并横行霸道，扰乱朝政。这样的人本该治重罪，而太宗百般庇佑，竟判流放原籍且蛮横地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隋文帝和宋太宗这种违法侵权的行为，由于宰相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实现。汉廷尉张释之秉公执法之所以可敬，魏武帝曹操割发代道之所以可敬，宋丞相包拯铁面无私之所以可赞，全在尊重法律，严于执法。而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归根到底，都是对封建特权的人治制度的否定。因此，尽管封建的执政者以乱法者居多，真正的法治也绝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实现，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还是极为宝贵的。
二、法大于情的执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