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的参与需要法律提供制度性保障，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有：（1）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2）界定参与的范围。（3）规定参与的方式，加强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应通过行政程序立法规定社会参与政府活动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即首先要在程序上保障社会参与公共行政的权利，具体如情报公开、程序公开、说明理由等制度。（4）建立参与权的救济机制。为社会的参与权提供司法救济制度。如美国行政法规定“法院对于行政决定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异议时，可以发回行政机关，要求重新处理，在行政机关忽视公众的参加义务时，法院最后保障公众参加的实现。”
总之，国家与行业协会之间达致良性互动的基础乃是在二者间形成一种双向的密切合作和适度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内在的弊端，使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平衡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4CFX018）。
参见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北京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立法研究》，2005年3月，第35页。
如“广东省广州市商贸流通行业协会成立后至今（2004年—笔者注），共接收（反聘）离退休干部19人，占现有专职人员总数30％”。参见广东省人大行业协会立法办公室：《广东省人大行业协会立法参考资料（一）》，2004年春，第17页。
苏西刚：“社团自治权的性质及问题研究”，《行政法论从》（第7卷）
黎军著：《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季亚丽：“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法律定位与制度研究”，《山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宋功德著：《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当然，现有的改革，上海深圳等
参见康晓光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广州吉利以中国足协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而亚泰足球俱乐部以中国足协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在“吉利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是一种行业管理关系，不是民事关系；而亚泰案中，以长春亚泰及其教练员、球员对中国足协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