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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教育资源也可以挖掘。现在不少红色区域、绿色庄园什么的，都设立了青少年教育基地，教育感化了不少青少年，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和环保意识。诸如一些革命老区，陕西延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等，均未红色教育基地；上海东方绿洲、浙江安吉百草园等，则被列为绿色教育基地。那么，重庆的这座“钉子房”，灰不溜秋的，完全可以继红色区域、绿色庄园之后，开发出灰色地带，作为新型青少年教育基地，进行现代法治教育，培养他们的法治意识。我一直认为，现代法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也不能单单靠教员的讲述，必须让受教育者接受现场培训，亲自观摩，密切接触生动鲜活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一些留下过法治故事的地方，比如说法院大楼、律师办公场地、法庭审判的审判台、法槌什么的，完全可以作为法治教育基地。包括出现法治事件的地方，诸如延安“邱兴华杀人案”的那个寺庙，也可以用来进行法治意识教育。这些地方，是活生生的“法律物件”，属于物态法律文化，理应允许受教育者参观考察。物态法治教育，比单纯枯燥的书本教育，对人法商之提高、法制观念之增强，意义非同小可。显然，从物态法治教育的功能来看，重庆的“钉子房”，具备作为法治教育基地的基本条件。如此一来，还可以基本形成“红色、绿色、灰色”三色一体的青少年基地教育模式，分别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环保意识和法治意识。可以说，“钉子房”的这一潜在功效，甚至比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要重要得多。
还有一个，干部培训资源也是大有用场。众所周知，现在的党校或者干部学院，都是高楼大厦，有的还很豪华，超星级规划和布置。这样的校舍，当然可以发挥其干部培训与教育的功能，因为教学硬件设施本身如何配备，与教育培训效果没有必然联系。可是，硬件设施也不是与教育培训效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党校或者干部学院设置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或许对教员和学员来说，会更有教育价值，至少可以触动他们的心灵，哪怕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毕竟说来，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来说，要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既然意识决定于物质，那么，把校舍坐落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硬件本身即可对受教育者的思想与意识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力。于是，我刚才突发奇想，重庆的这座“钉子房”还可以作为领导干部上党校学习的教室。另一方面，从“节约社会”的构建来看，宁愿花巨资建设豪华干部学院，也不去挖掘现成可利用资源，与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宗旨与目标无疑是有些许的出入。所以，从节约成本的目的出发，完全可以把诸如重庆“钉子房”这样现成的一些可资利用的设施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教室。从具体的硬件上来说，这只是一间“教室”，但从抽象的大的方面来说，这又是一所警示意义浓厚的社会大学。我想，这样的校舍安排，可能会对教育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教育他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意义与不可低估的实践意义。我党历来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革命时期教育党员干部，无论是开会还是上课，不就是在那些破游船或者茅屋草房里展开的吗？现代社会生产力进步了，经济水平提高了，但优良作风万万不可丢，也不应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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