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何能够对其他以现金/支票提取款项的特别费案与马案同一标准呢？(19)显然，司法侦办追究一致性将在其它特别费案中尽失。 因为存在这一情势与司法实践事实，才会引致社会的普遍质疑(20)！关键在检方采取有违法意而并非同一标准的“现金标准”，又回避因法律规范要件决定两部分特别费款项属性的实质差异性(21)。所以，才产生了司法检查的基本错陋，并引出一系列错误假定与判断：
如《起诉书》中，对马英九是否存在“贪污侵占”犯意的推定！依据的竟然是领取款项的“月初与月中/末”时间差别(22)；依据的竟然是检察官依自己“心证”假定的“马英九以出示领据之方式向会计人员表示「日后会支出之承诺 」，「本月从月初至今已有支出之事实」及「来日会有全额支出」或「至今已有全额支出」”等等，作为其指称马英九“而为诈术之实施”的结论之“根据”(23)。( 值得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如果不细读《起诉书》大概会以为这些话语是马英九的原话，造成错误的联想。 而实际上，殊不知，这项领款操作，根本就是例行公事，每次由相关人员代为)(24)。《起诉书》还说道，这部分特别费不同于薪资，其根据之一竟然是因为这部分特别费按月需要领据，而薪资就不需要造册签字(等同据领)了吗？！(25)实际区别仅在，因特别费只为相关官员个人所有，依法规单独以领据作结而已！
对此，“法律与事实”上究竟如何呢？其实，相关法规/涵并无要求支领不需凭证款项提出“任何理由”(因为，明显的是相关法规规范支领“以凭证为原则”，已经实质只有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无须凭证和证明，即可据领。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中，即是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领取的！)。同时，如果不是错误理解两部分特别费之关系的话，就不会作出“支取时序/先后”的错误判断！(26)
因为，无须凭证款项的支取使用，并不以需要凭证款项的“是否用尽”为前提！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因为这一半，按条款之意，就是无法获得凭证而法定不需任何支出证明和凭证。但是，其深层的法律意涵究竟是什么？它必然会导引出什么认知与行为来呢？等等。则似乎并不在检察思考/考虑的范围。其实，由此规范合理产生的行政行为意识(27)，只能是最大化取其一半，自由支配使用，而认为无须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认知”并由此产生普遍性行为！按照常理来论，应该不是相关官员“欺诈”会计人员；而事实上是由会计人员知会相关官员，依照规定，可以支领和自由处置这部分款项！而实际上正如此案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支领据结，也不过是相关行政人员进行的例行公事(28)：当事人一般并无/不需经手！事后也没有要求返还款项的规范要求与几十年的习惯化事实情势(29)。所以，何诈之有？！
相关法规并无确认：以“有实际支出”为支取前提，以“完全支出”为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不存在所谓道德性问题，因为从法律本质上说，法律规范的原意，就是不以人性为善和道德假定等为要求的。所以，特别费案关键的法规条款(“特别费系作为因公招待及馈赠等，仍应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分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其数额最高以特别费之半数为限”。)(30)：两部份特别费之划分，对其法律真实意旨，只能从相关法规最初立法原意(31)，以及几十年来的真实实施状况(32)等，以“最大化合法支领无须凭证之一半特别费”的规范内容和实际状况，来一体推论认定其“并无不法”！因为，依此法规内容并无其它的解释空间与认定可能。如果仅仅按照检察官以现金领取使用为“实质标准”来分析，对此部分款项，就是“实质不可查，也不用查！”。
所以，所谓以“有实际支出”为前提，以“完全支出”为必要(此为《起诉书》之主要心证推论根据)！只是检察官“于法无据，于法理事实不符”的错误假设与推定！一是，不需凭证与证明，那来的“理由与前提”？二是，若以现金/支票领取，检察官如何证明其用完与否？(33)(可以比照“国务机要费案”，对巨额现金支领后，认其无不法的根据，仅仅是“经查相关人同期账户并无同额款项存入”这样的简单理由！那么，依此“现金标准”，对其他特别费以现金支领使用的，还需要查吗？！)更不可能仅仅以其无据可查，就完全断定其无“不法”与可能！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而又要单独对“入账户者”进行独断的严察，如何面对司法的公信力要求？三是，从法规本身而言，法无禁止和长期以来并无完善规范实施，那就不存在违法与否的问题。 否则，法律的确定性原则与使人确信的信赖原理，以及长期行政惯例形成的效力(34)等等，如何在司法过程中能够确保呢？
而且，几十年相沿成习。这里，检查官仅仅以2006年之后，台北市少部分官员没有全额支用这部分款项的数字，来证明这不是普遍性行为！(35)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性有违历史事实的例证，实不足证！其背后就是，近年来，台湾政府相关弊案连连，可以推定是部分不完全确知法内容的政府公务人员有所忌讳所致。但这并不能证明足额支取一半款项者为不法！所以，司法对此，关键要从相关法规与法律实施的真实面来把握，要根据相关法规规定的合法行为和最大化之法定额度内为标准，来思考认定是否不法。因为，由法律事实规范状态，可以预期并推定其合法的导出普遍性行为，就是司法必须认真考虑面对的法律和司法原则问题！
而这同《起诉书》又以2006年9月28日行政院会计处涵强调：“如有剩余，得依
预算法61条规定，转入以后月份继续支用，但以同年度为限，故年度结束后，未支用之余额，应列作预算剩余缴库。”(36)，来否定马之自辩强调的几十年会计/审计从未要求“交回”的事实惯例(与法务部之解释相同)(37)！等等。可见几乎都是检察官在为其预设的司法目的而“强词夺理”，无视法理事实作“变相诡辩”之明证。
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起诉书》中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指责当事人没有以专项账户来处置特别费(38)。其实，这一关键性事实上存在的特别费制度缺陷，有论者去年已经建议修改(39)。因为，由于法规没有明确要求以专项账户来存入这部分特别费，所以，检察官否定当事人个人所有收入可以互通/替代使用，就是“既‘于法无据’，而又有违法理事实和日常情理的”违法认定和错误假定前提。由此，试图否定“大水库说和金钱具替代性的民法原理”(40) 并拒绝将所有总收入与总支出加以比较和列出(41)，等等。
再者，《起诉书》只强调所有特别费“因公支出”属性(因为，声称没有找到法令公函说特别费是私款。)(42)而回避“不需凭证至领取一半”的法律规范订出后，这部分款项实质属性的变化(43)，和长期引致的实际合法合理行为的正当性存在之事实状态。尤其是，三种不同取款方式的划定，更由于“最便利”的“现金提取支付方式”决定了“私款化”的事实发生！(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