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探讨：田永是不是善意相对人？
这是涉及“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田永是那么“无辜”吗？学校有关部门和人员与学校“对着干”的行为，他都不知情吗？他可能不知情吗？那些部门和人员难道“脑子进水”了吗？为了一个与己无关的学生“默默无闻的、静悄悄的学习雷锋”去“冒犯”自己的上级，这合情合理吗？学校居然还“天真”的认为：“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恐怕是工作的“相当到位”吧？是了解的十分清楚吧？哪里是什么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默许”，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支持。
田永到底信赖的是什么？恐怕是：信赖“骗局”不会被揭穿吧？信赖“作局”天衣无缝吧？这样的信赖应该保护吗？那些可怜的“同情者们”，在想帮人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害人。他们共同“闭着眼睛”吹起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肥皂泡”。最后，除了破灭还能有什么呢？拖得越久，破得越惨。
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做某事，就自然是该校的大学生吗？恐怕不足为凭吧。君不见，闻名遐迩的被某些“不知情之人”误称为“
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
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由于是冒名顶替，致使陈晓琪“实际”获得的一切“功名利禄”（含学业证书），全部化为泡影。好一个现代版的“南柯一梦”啊！
噩梦该醒了。
十五、瑕疵：法院宣称某些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参照规章范畴，不解其意？
如果是普法宣传，对事实的简单陈述，倒也无妨，但属——多余。
如果弦外有音，不知想暗示什么？总不会是：连堂堂规章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更不要说你区区一般规范性文件了？殊不知：规则无论出身高低贵贱，合理者“为王”。法官真正需要阐明的是对相关规则适用与否的明确态度及其理由。
综上：
本案的关键是田永是否拥有学籍，而非田永是否能得到毕业证、学位证。假如有学籍（至关重要），从其他各方面来看（这也正是田永一方“大肆渲染”的内容，其实只是次要问题。恰如：旁听生的学习成绩再优秀，也无权主张毕业文凭），获得毕业证、学位证则是——顺理成章。
那么田永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否拥有学籍提起诉讼呢？问得好！
先决条件：田永是否知悉自己失去了学籍呢？两种可能：
1、假如知悉。这恐怕也是最符合情理的可能。那田永可就“差点儿意思了”、做事“太不地道了”。明知自己被“按退学处理了”，失去了学籍，却不“奋起反抗”，反而选择“苟且偷生”。而且在明知不能留下来的情况下“创造性的创造了”留下来的条件。恰恰是在学校有关部门和部分教师的“积极配合、不懈努力”之下，让田永做到了常人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明明被退学了，居然还能继续留校学习。取得了——不真实的——在校生的身份。也正是这样的“假象”，让田永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可以“平安无事”的完成学业。本来想欺骗别人，但却产生了欺骗自己的结果。正是这种侥幸心理（恐怕是习惯性的吧，与考试作弊可谓——一脉相承）作祟，田永“弃明而投暗”，没有在应该起诉的时候起诉。在那时（刚刚退学之际），田永主动放弃了起诉。
假如田永在“第一时间”拍案而起，状告学校取消其学籍，那可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校规之诉”。司法要对社会组织内部的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头品足。足以开风气之先！请注意，那时《
行政处罚法》刚刚颁布尚未实施。判决结果很有可能与两年后——不一致。这些，恐怕是田永本人——算计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