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的是，在我国，并不“信奉”——天赋人权的理念。公民（包括其他非国家机关组织）的权利，全部来自于法律的规定。这一点与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来自于法律的授予——如出一辙。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人分不清法律中规定的“权”字到底是权利还是权力的困局。也就在客观上，给某些“别有用心”的法官自由解释法律留下了空间。
指鹿为马——是权力的体现，但与事实不符。颁证权的本质是可以独立解说清楚的，是与行政权有本质差异的，是无需“猜测”、“臆想”法律中不明文字的含义的。
另外，为使学生获得派遣证而由学校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上报有关资料，完全是学校的职责，更是与行政行为——不搭界。怎么能够与行政诉讼扯上关系呢？
3、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自我管理吗？
问得好！首先要明确的是：谁是公立高校的成员？是教师吗？管理人员吗？校长吗？全体教职员工吗？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是：全体国民。上述各种人员只是学校的雇员，而不是成员。上述人员是通过合同（逐渐推行的聘任制开始使此类合同逐渐“显形”）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全体国民也是通过合同（具体体现为法律）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公立高校的成员的。学校与学生也是合同关系——教育合同关系，只是不像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样清晰、明确而已。学校的成员、雇员、学生共同构成了学校这一特定社会环境，缺一不可。从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看，成员可以被理解为是学校的核心，雇员可以被理解为是学校的内部关系人，而学生可以被理解为是学校的外部关系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应仅限于——其成员。但在现实中，社会组织通常会与其成员以外的社会主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其中就包含基于合同或使用关系（通过相关事实）而形成的——酷似管理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双方的合意，也有某种程度的强制。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合意，只有在当事各方的实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才会形成。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少，纯属“小概率事件”。大量出现的是当事各方实力的不相当，甚至差距很悬殊。在这种情形下的合意，已经或多或少的“掺杂”了强制的因素，至少是“并非自愿”的自愿。没错：海量看似合意的现象，其实质却是强制。最为典型的例子：垄断企业与普通消费者。
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在合意与强制之间。
4、管理之诉是何性质？
由于非国家行政管理的管理的客观、大量存在，管理之争在所难免。前面已经论证，将普通的非行政机关的社会组织“生硬”的归入行政主体——于情不合、于理不通。走行政诉讼之路——不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又的确缺乏平等的身份、协商的氛围，走民事诉讼之路——也不通。当然更不会是刑事诉讼。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资源用尽——而无解。
对，无解就是——本题的正解！
我国现有的、机械的、有限的诉讼类型资源的确不能解决本案纠纷。如果“严格执法”（倒不如说是“机械执法”）的话，本案将——无法受理。田永之辈将被无情的“请出”法院的大门之外。
本案被告在上诉中的主张：“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做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1、是否“依法”不是由行为人自己说了就算的。2、任何“自主权”都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学校可以拒绝的仅仅是——“非法干涉”（《
教育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司法是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并非所有的纠纷都可以纳入司法来解决。例如：两小儿辩日，孔子不能解，司法也同样不能解。因为这是观点之争。司法的使命是解决适于司法的纠纷。司法解决的是权利（或权力）之争。本案完全符合司法解决的特征，司法的介入合情合理。
如果只是由于法律资源的有限而将本案“置之不理”的话，司法进而法律将会——失信于民、失察于情、失约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