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的宗旨是——教育与科研。这种社会组织的天然使命与行政——无缘。它可以成为行政的相对方，但绝对不可能成为行政权的行使者。高校需不需要自我管理？当然需要！就像所有社会组织都需要自我管理一样。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属性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截然不同。否则，所有种类的社会组织的各种类型的管理就都可以称之为——行政管理了。
行政权专属（或曰“行政权保留”，即不可转让、不可分享）原则——必须确立（在这方面，司法审判权就是楷模）。即行政权属于且仅属于国家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
其他社会组织（不论其所有制性质）有没有获得行政权的正当理由？绝对没有。任何诸如：适应社会发展、应对现实需要、节约成本开支、符合变化潮流等理由都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可以将行政权授予非行政机关，那么是不是“随便”哪一部法律都可以呢？行政权是——“国之重器”，事关一国对内统治的体统与尊严，必须格外“体贴与呵护”（同样，在这方面，司法审判权又是楷模）。万万不可像不值钱的“破玩意儿”一样“到处丢弃”、任人处置。“区区”一部《
教育法》（或者《
学位条例》）有权处置行政权的归属吗？是不是任何一部法律都有此权呢？虽然议会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权，但是如果要授予非行政机关行政权，则必须慎之又慎，必须通过格外严格的程序，必须通过——特别法律授予。
客观而言，我国还远远没有把行政权看得像立法权（仅指议会立法）和司法权（仅指法院断案）那样——庄严与神圣，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很随便”的东西。要不怎么会出现“行政权”泛滥成灾的局面呢？
看来，授予高校行政权之说——在理论上很难成立。
2、《
教育法》和《
学位条例》（法官所引用的具体条款，恕不重复）到底授予高校的是何种性质的权利？
国家实行某种制度，并不意味着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就是被授予行政权的组织。例如，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制度，难道实行此项制度的男女双方就是被授予行政权的主体吗？
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行政许可（依法办学）制度下的相对人。言外之意就是——不能非法办学。按照国家规定（遵守法律而非执行法律）颁发证书就更不是授权表示了。在理论上，颁发证书是标准的学校行为，而根本就不可能是国家行为。代表国家行使颁证权——实在荒唐。国家根本就不是适格的颁证主体，也无需他人代表。
颁证行为体现的是学校意志，实现的是学校利益，从而与行政行为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利益——截然区分。学业证书的某些“历史功能”（例如与官阶、收入的严格对应关系）以及高校毕业生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在淡化、正在逝去。应当还原学业证书的单纯的本来面目——学习经历和学习成果的证明。国家同种性质的行为的效力具有相同一致性，而所有人都知道不同学校的文凭的“含金量”是大不相同的：同为大学生，作为证明受教育结果的文凭所反映的差异甚至有天渊之别。否则，还有谁会对北大、清华心驰神往呢？学生得到的是学校证书，而非国家证书。
法律只不过是规定在颁证过程中，学校要“守规矩”，不能乱来罢了。行为人（学校）是法律的遵守者，并非法律的执行人（行政法之行政的本质是执行法律）。
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学位，这其中的授权也只是行政许可之意，就是说——只有国务院可以许可，其他行政机关无权许可。只有被许可后方可行使此项权利，无授权则不能授予学位。这其中根本不涉及授权的性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