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人认为，村干部职位对农村精英有无足够经济上的吸引力，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对此，笔者不大赞同。也许在沿海，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到处都有做生意赚钱的机会，即使打工机会也较多，当村干部反而经济收入相对不高，村干部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位。相反，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山区，村干部职位多少还有一些报酬，甚至再加上一些权力的因素混杂期间，当村干部的确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渠村乡的农村虽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但毗邻京城，生活消费较高，村干部的补贴相对就少的可怜，而外出打工又很方便，机会也多，相对赚钱也多，尤其是年轻人和脑子比较灵活的能人，多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愿去竞选村干部。因此在渠村乡的近二十个村庄中，仅有三分之一的村庄在选举中出现村长和村支书这种村庄主要人物的变动（见表3－1），有一些村的村长已在任十几年甚至更长，都说明这个问题。时下，随着外出打工潮的涌现，中国农村出现“386160”现象，村中留守的都剩老人、妇女和儿童，没有人出来竞选村干部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如何调动村庄能人参与竞选，的确是一个难题。先前在一些地方曾出现过从村干部中招聘国家干部的做法，[6]通过担任村干部而后“招干”升为国家正式干部，以吸引一部分人参与竞选村干部。但随着国家用人机制的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这种制度受到严格的约束。再加上毕竟被“招干”的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没有“诱惑”的条件下，很难再把农村的能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的能人，留下来去做“村官”。
渠村乡占据外出打工的天时、地利，当地的村民外出打工，不仅赚了钱，还没有漂泊在外的感觉，因为离家较近，可以很方便地与家中的老人、孩子团聚，不必有过多的牵挂。这更是把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外面的世界。全乡近十分之一的人（老人、小孩在内的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外打工就是一个证明。这使得很少有人来参与村干部的竞选。因此，村民在选举中又面临选举谁的困惑。
表3－2：在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人拉票？
被选答案 有效票数（张） 所占比例（％）
没有人拉票 49 19.6
有拉票但不严重 20 8
拉票严重 11 4.4
不知道 195 78
注：该题的总有效票数为250张
四 谁来组织选举？
根据
《组织法》第
13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但实际中的运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多是在任村委会配合乡政府组织选举。因此不仅组织不力，而且村民很容易产生不信任和抵触心理。对选举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要有发自村庄内部的自组织力量才能调动村民的选举积极性。而目前村委会选举中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乡村自组织资源流失，村民自组织能力过低所致。
（一）“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7]
本来中国历代的皇权思想，使得国民在社会治理中，要么做“顺民”，一切悉听尊便；要么就非要为头，号令别人，所以很难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也没有集结众人的宗教。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与西方社会做了很详尽的比较。他认为相对于皇权的滋生而言，中国文化中缺乏民主精神。西洋人的团体包括“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以及法制精神”等四个方面，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公德。而中国人以家庭为生活的中心，不以团体为念，所以难有民主法治。[8]
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中，严格的乡村行政组织和绵长的家族组织构成了乡村组织，两套体系的联袂真真正正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但却扼杀了农民进行自我组织的能力。恰如动物园中的老虎不会自己扑食，生活在家族制中的农民也不会组织自己。近现代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家族制，而却还没有培养起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乡村的本土资源先后受到来自内乱的摧残和欧美风雨的侵蚀。20世纪的前80年，又遭受革命风暴的强烈席卷。在“一张白纸，好画出最新最美的蓝图”的口号下，村庄的自组织资源，家族、礼治等都成了“必先除之而后快”的“白纸”上的污迹。土地改革改变了乡村的土地关系，也使得阶级意识进入了世代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生活框架的农民之中；合作化运动则创造了不同于家族共同体的组织形式，第一次将绝大多数农民组织在跨家族的集体组织中，家族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强化了集体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得生产队完全取代家庭而成为生产单位；十年“文革”，让村落家族文化更是受到猛烈的冲击，阶级斗争压抑甚至排斥了血缘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了更加独立的个人。可以说“农村改革导致农村社会的非组织化过程，使广大乡村处于空前涣散的状态。”使得中国农村处在 “分裂的各不相谋的状态中”。[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