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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梁治平：《法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2页。
同上注，第15页。
参见梁治平：《法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商君书·外内》。
《汉书·哀帝纪》，《汉书·食货志上》。转引自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5页。
《孟子·梁惠王上》。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史记·货殖列传》。
《汉书·货殖传》。
《论语·子路》。转引自张洪林、李世宇主编：《中国法制史》（修订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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