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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案件中的很多例子表明，法庭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双方设计出离婚协议的具体细节。A县的抽样案件中共有56个双方同意离婚的案例，其中有33个案例因不存在过错问题，法庭没有采取判决性姿态。在这些案例中，法庭一旦确认双方均愿意离婚，就会采取一种低强度的居间斡旋方式帮助达成财产分割协议。
先看看1988年B县的一个案例。婚姻一开始就出现问题。男方要求离婚，诉称妻子虐待老人（男方的父母），而且婚后仅38天就要求与他们分家。女方在答辩中称男方殴打她，但并不反对离婚。法官和书记员下到村里，先在村长办公室和男方会谈，村领导在场（村长和一名无法确定身份的村民——可能是村党支书）；男方重述了他在离婚诉状中所写的内容。法官接着在附近的派出法庭（新军屯镇法庭）内会谈了女方，后者也大致地复述了她的抗辨。此后法官开始按照我谓之“毛泽东时代法律制度”的标准程序，依次访谈了男方的父母、这对夫妇东边以及对面的邻居，以便了解这对夫妻真实的感情状况。通过这些访谈，可能还包括没有记录在案的与村干部的交谈，法官断定这是一个双方自愿的离婚，不存在谁是谁非、谁对谁错的判决性问题。剩下来的事情是设计一个双方同意的离婚协议。
法官继续运用标准的调解手法，先与原被告双方分别单独谈话，得知女方希望搬出去时能带走家中的两样物品——一辆由她本人一直使用的自行车和一只行李箱；男方不同意这个要求，但语气之中有商量的余地。接着法官与双方在同一时间见面，先是简单地复述了双方各自对对方的不满，摆明了这些事实之后，法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男方付给女方200元钱，以代替女方想带走的自行车和行李箱。会谈结束前男方表示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到了下一次会谈时，法庭终于按照既定的思路达成了双方都同意的离婚协议。法庭制作了《调解书》，双方签名表示同意“协议离婚”以及协议方案（男方付给女方200元现金，作为对争议财产自行车和行李箱的补偿）。诉讼费30元由原告即男方承担（B，1988-20）。
法庭的这一类调解工作在我们的抽样案件中例子很多。1977年，A县的一名妇女起诉要求离婚，诉称丈夫“性欲太强，动作粗鲁……月经期亦坚持同房”。男方不反对离婚。法庭调查得知这对夫妻“婚前缺乏了解”，婚后因为性格不合经常吵架。一次男方因在自己负责的档案工作中出现失误而受到处罚，之后，双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发展到了男方不时对女方进行口头和生理虐待的地步。因此法庭认定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破裂。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解决财产分割和九岁小孩的抚养问题。法庭没化多大力气就让双方达成了协议：双方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至于共同财产，缝纫机归女方，大衣柜归男方；小孩由女方抚养（A, 1977-012）。
再多举一个例子，1989年A县的一名男子起诉要求离婚。法庭调查得知双方婚姻基础薄弱：女方是为了摆脱继母而草率结婚，男方则因为订婚时女方要了太多的钱而心存不满。夫妻婚后从未好好相处过，经常为了生活小事和小孩而打架。事实上他们六年前即1983年就已经分居。双方都希望离婚。法庭认定“双方感情实际上已经破裂”。和上述两个案例一样，唯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离婚协议的具体细节。法庭帮助达成如下协议：（1）小孩和父亲共同生活；（2）双方已经租用的房子由女方继续租用；（3）床、五斗柜、大衣柜、方桌、一对床头柜和两张木椅归女方所有，其余财产归男方。最后拟定了一份调解协议书，将这些具体方案清楚列出（A, 1988-02）。
法庭处理这类案件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无过错离婚原则。这个原则形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转型时期，最终成了离婚诉讼的主导原则。此前的西方社会，主要因为天主教的传统和影响，坚定地主张婚姻的神圣性，只有在证明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离婚。结果导致离婚诉讼也采取了类似于民事侵权诉讼的对抗制框架。但是，后来西方的离婚法逐步放弃了过错归责的模式，转而更强调纠纷的解决（Phillips, 1988），从而在很大程度把过错问题排除于外。[16] 这种新模式基于的理由与中国式调解有某些相似之处。
不过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异。韦伯所说的法律形式主义，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要求法律从普遍原则出发，通过“法律的逻辑”将普遍原则适用于具体的事实情形。西方最近的无过错离婚模式，尽管明显背离了过去的过错离婚原则，但其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无过错模式是以无过错原则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被认为是适用于所有的离婚诉讼。相反，中国的模式是以事实情形为出发点的。法庭首先要判断离婚是否双方自愿，如果是，才会准予离婚；法庭也会调查认定是否涉及过错，如果否，那么剩下来的工作仅限于设计出双方均愿意接受的离婚协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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