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世界遗产称号”在给从政府到个人的各类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并不像传统物权客体一样具有绝对性和完全的支配性，甚至不与典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相同——专有性、地域性和支配性这三项典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特征(11) 对“世界遗产称号”都不甚适用。因此，我们同样不能类推适用既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与“世界遗产称号”有关的利益。
事实上，一个地方被列入世界遗产后，带来的不单是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无论是政府还是其它人，都必须按照相关的国际公约、国内立法履行其保护世界遗产古迹和/或自然资源的义务，并需要承担违反该等义务而致之法律责任。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义务是一种普遍性的义务，并不与侵害“世界遗产称号”直接相关，违背这种义务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世界遗产本身而非“世界遗产称号”。只不过，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受惠于“世界遗产称号”的主体，应该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罢了。真正侵犯“世界遗产称号”这种无形财产的，是那些没有被列入遗产保护范围，但自称属于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景点，或者虽然曾经列入了世界遗产保护范围，但后来因为保护不力或失去保护价值被从名单中除去的古迹和/或自然地。
2. “世界遗产称号”的权利主体与“世界遗产”本身的权利主体并不相同
作为一种经济学上的“公共品”，任何处于世界遗产地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当地居民、投资者等)都可能从“世界遗产称号”中获益。因此，如果我们把“正当地从这种称号中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归结为某种权利的话，那么这种权利的主体也十分广泛。
本文认为，即使
物权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及其保护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对世界遗产本身的保护，但却无法类推适用于与“世界遗产称号”有关的法律制度中。也就是说，应将“世界遗产的权利人”和“与世界遗产称号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区分，前者是指在所有权及他物权关系中，对世界遗产或其一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正当收益、合法处分或者请求权的人，如世界遗产地的居民、旅游景点的投资和经营者等；后者指能够从“世界遗产称号”中正当获得直接或潜在的利益的各种主体，其外延不仅包括上述与世界遗产有关的利害关系人，而且包括虽然不对世界遗产享有物权性权利，但仍可从世界遗产称号获得利益的人，如旅行社、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者，乃至因受欺诈而前往假冒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的游客等。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世界遗产称号”的法律机制问题，所以有关“世界遗产的权利人”问题便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3. 政府可以作为“世界遗产称号”的管理者，但并非“所有权人”
本文认为，要探讨与“世界遗产称号”相关的法律机制，有必要暂时撇开建基于有体物的物权制度，从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实证主义进路出发，来具体分析对有关“世界遗产称号”的权益的保护模式。
同样由于“世界遗产称号”的公共品性质，它的取得具有外部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申报世界遗产(常被媒体简称为“申遗”)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对私人来说，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将某地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那么他的这种努力的果实将为所有其他人所享有。而如果某一私法上的主体承担了“申遗”的费用后，由于其对该称号的获得做出了努力，当然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该称号中获得利益，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中，他会更倾向于通过开发旅游资源来获取收益，进而可能会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当“世界遗产称号”被他人恶意冒用的时候，一个单独的私法主体很难有动力和能力来对这种冒用行为予以追究。于是，将维护世界遗产称号的正当使用的权力(而非权利)归属于政府，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