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心里话，我看陈凯歌拍的电影一直觉得有点累、有点过于沉重。记得《新电影》的一位记者曾说过，和陈凯歌谈话，感觉好像是两个阶级，大师和平民的差异。我觉得这话说的大概有些道理。看他的电影和听他讲话，总感到一种无法接近的距离感。有一次，我在美国北加州的著名华裔电视主持人史东主持的“画越地平线”节目里，看到一段陈凯歌的谈话节目。陈凯歌说，电影对他而言像是一种宗教。坐在电影院里，他似乎有坐在教堂里一样的感觉。看来，陈凯歌是个心很重的人，他的电影作品也一直难以脱开那种心重的感觉。
　　当我有一天看到陈凯歌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少年凯歌”后，我和不少人感觉类似：他的文字其实比他拍的电影要好看。
　　80年代末，陈凯歌在他的电影“边走边唱”票房惨败后，出走美国。1990年11月份，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对中国文学很有研究造诣的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玛莎.魏格纳女士有一天告诉我，陈凯歌这时也居住在纽约，据说他在埋头写书，很少社交。1992年，我在美国伊利诺大学遇到北大中文系著名“三剑客”之一的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子平先生特别向我推荐了陈凯歌的最新出版的自传体回忆录“少年凯歌”。
　　当我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在自序中，陈凯歌说，“我常常喜欢坐在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浴室门外的地上，抱着膝梦游一样地想，往往我的妻子（想必一定是那位名叫洪晃的女子。本文作者注）早上去上班时，我已经坐在那儿，晚上下班回来，我仍然坐在那儿，嘴半张着，眼睛望着天空，她把我从那世界中久久唤不回来……窗外中央公园的树木由绿而黄而红，终于火焰一样熄灭，在雪中站着，一如我的心境。”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陈凯歌这本书在日本首次出版时的名字叫这《我的红卫兵时代》。
　　这本书中最使我难忘的一段，是关于一个上海知青在云南农场被大树压死的故事。陈凯歌的叙述很有电影蒙太奇的画面感。
　　1970年岁末，在陈凯歌插队落户的那个农场里，一个十六岁的上海知青被砍倒的一棵大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这个知青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事后，农场照例请死者的家属来一趟农场，表示歉意。死者的父亲是位五十多岁的上海钢铁厂工人。来到农场后，没有哭，只是沉默。他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随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识青年。那是山中的一片谷地，砍倒的树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枝叶已经枯黄。大家都不说话，老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下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问道：“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是。” 父亲用手在草丛中摸了摸，摸出来一把儿子用过的砍刀。站起来，问大家:“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我们的生涯了。”这位父亲用手指了指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陈凯歌记得，在场的知青们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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