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种行使方式主要涉及公民的政治权利，由于这些权利既是作为公权力相对人的公民的权利的核心部分，也是所有公权力相对人权利当中最有公法特点的部分，所以关于这部分权利的行使程序是最值得探讨的部分，也是最有改进空间的部分。
第五，通过放弃某些权利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例如公民放弃行政机关的职务而实现自己作为人大常委的权利，在行政组织法中规定了相应的辞职程序；又如公民放弃中国国籍而取得外国国籍，从而放弃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而实现自己作为外国公民的权利，这一程序在
国籍法等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然而对于大部分权利的放弃，法律法规显然无法做出详尽的规定，如果出现相对人要放弃自己权利的情况，多需要通过惯例和合理的方式来解决。
第六，通过抵制某些恶法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例如，拒服兵役，以抵制
兵役法，从而实现自己反对战争的权利。这显然无法由法律法规做出规定，因为法律法规只能规定对于违法者进行惩罚的程序，不可能规定人们应该怎样去违法。这与上述对恶法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权”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对恶法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不是在抵制恶法。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公权力相对人通过不作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沉默是一种不作为，公权力相对人通过这种不作为实现了自己“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我国法律还没有设定这项权利，不过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权利。如果将来规定了这项权利的实体内容，那么还需规定的程序性内容包括：对于什么讯问可以保持沉默，对于哪些讯问（例如被讯问人的真实身份等）不可以保持沉默，沉默的期限和具体方式等等。
四、关于公权力相对人权利救济的程序性规范
就我国而言，这部分程序规范与其他部分相比是最为完备和先进的。在《
行政诉讼法》和《
刑事诉讼法》的诸多规范当中，除了对于公权力主体的程序规制外，其他的基本都是针对公权力相对人的权利救济程序，包括起诉、参加审判、上诉、申诉以及要求检察院抗诉等程序；《
行政复议法》的内容除了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外，就是要规范行政相对人行使复议权的程序；2005年开始施行的《
信访条例》更是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来救济权利的程序做了详尽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相对人“信访无序”的状况，尽管在权利救济结果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毕竟使相对人得以明确地知道该在什么期限、向哪个部门、通过什么方式和步骤进行信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以前那样盲目地到处碰壁的情况，在程序价值和程序正义上取得了一些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