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属领域的称谓问题，我认为首先应以约定俗成的称谓习惯为原则，如果当事人协商变更称谓的，法律也应当允许。这是因为一方面，婚姻家庭领域本来就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应该赋予家庭当事人更多的自治空间，并应尊重已有的家庭习惯。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效力重在家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不是相互之间的称谓。变性行为根本改变了当事人的性别，但不会根本改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况且在与性别有关的的父母、子女、夫妻等称谓中，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并不因不同性别的称谓而有区别。例如，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对子女有监护的权利，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权利义务规定是概括规定，现代法律不会因为父母之性别差异而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在变性人称谓问题上作出强行性立法规定。
　　　　　　　 六
　　变性人由于性别发生了本质变化，性别角色重新定位，或由男变女，或由女变男。这种关于性别的变化，是对现代社会角色意识、医疗科技文化注入的一股新生事物。从变性人自身的角度看，有一些变性当事人本身就是由于心理有问题，才申请变性，而变性后是否对变性满意，也是不完全的。据瑞典1986年的一项实验报告显示，瑞典曾对13例变性手术进行平均12年以后的追访，结果大部分人对手术不满意，其中8人术后性心理没有改变，4人后悔，1人要求重新改变性别。这说明，并非所有的变性人在变性之后都感觉达到了心理预期。在社会方面，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大约有40万人要求进行变性手术，已有1千余人做了变性手术，变性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社会公众对变性人的认识与评论会随之而来，因此变性人要面对社会舆论压力，难免在心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精神负担，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也会或多或少的引起相应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变性人如何融入社会，便成为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在我看来，应为变性人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宽容、开放的社会意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反歧视，即不应对变性行为存在偏见，不应歧视变性人。生活中确实存在因变性而遭遇社会歧视的现象，给变性人的生活、工作以及心理带来尴尬与麻烦。这说明，至少在今天，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正确面对变性人的健康社会环境。因此，更有必要倡导反歧视，为变性人创造一个宽松的生活与行动空间。
　　反歧视，要与保护变性人的隐私权结合起来，尤其在我国现实社会环境下，保护变性人的隐私，对于防范歧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为变性人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应当为变性当事人提供隐私保护，不能擅自泄露变性信息；反歧视，要与尊重变性人的人格尊严结合起来，不能把变性人视为异端或者另类而加以侵犯其人格尊严与自由；反歧视，要与普及和加强健康教育结合起来，把变性看作与整容、器官移植等手术同样健康的医疗行为，是变性当事人支配其身体健康权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反性别、反人类伦理。
　　　　　　 2007年3月2日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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