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4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解释（草案）》说明，《人民日报》，2005年4月28日，第四版。
于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澳洲广播电台《今日话题》2005年4月21日，引自澳洲广播电台网，最后登陆时间为2006年6月7日，http://www.abc.net.au/ra/mand/stories/topic/s1350922.htm。
《国务院拟提请人大解释基本法》，《京华时报》，2005年4月11日，第A02版。
《人大就补选特首任期释法的问答》，见http://www.findlaw.cn/lawnews/html/2005-4-25/200542593701.htm，最后登陆时间为2006年4月19日。
澳洲广播电台《今日话题·北京释法引来香港法律界不满》2005年4月21日，引自澳洲广播电台网，最后登陆时间为2006年6月7日，http://www.abc.net.au/ra/mand/stories/topic/s1350922.htm。
1996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的法律解释。参见张志铭：《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澳洲广播电台《今日话题·北京释法引来香港法律界不满》2005年4月21日，引自澳洲广播电台网，最后登陆时间为2006年6月7日，http://www.abc.net.au/ra/mand/stories/topic/s1350922.htm。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详细介绍可参见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第256页；另见陈弘毅：《单一与多元——“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详细介绍可参见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第286页。
对此有学者认为问题是如何划定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而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仅仅看到第158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与第三款规定结合考虑，是不妥当的。根据文中分析，实际上第158条已授权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所有条款均有解释权，只是对自治范围外的条款的解释作出了限制，而且仅仅是针对“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条款，所以完全可以将其范围界定为第三款的表述，这样可能更易于划定界限，尽管这也是一个极其抽象和宽泛的概念。
陈弘毅：《终审法院对“无证儿童”案的判决：对适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质疑》，佳日斯、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
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佳日斯教授在论及《基本法》的制定时，也指出：“中国的起草人参考了欧共体的制度作为《基本法》有关安排的先例”，见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P.200.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
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转引自陈弘毅：《终审法院对“无证儿童”案的判决：对适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质疑》，佳日斯、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
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转引自陈弘毅：《终审法院对“无证儿童”案的判决：对适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质疑》，佳日斯、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
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参见Halsbury’s Law of England, 4th ed, vol 51, p281.
S.H. Bailey and M..J. Gunn, Smith and Bailey on the Modern English Legal System ,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1), p.753.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
宪法）》（第二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
宪法），第500页。
Denning勋爵对“必要条件”指导原则的阐述还有许多，详细分析可参见陈弘毅：《终审法院对“无证儿童”案的判决：对适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质疑》，佳日斯、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
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总统大选中发生的争议，最终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得以解决。详细介绍和分析可参见王磊编著：《布什诉戈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胡锦光，刘飞宇：《论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范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83页。对于国家行为为什么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胡锦光教授认为，主要是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种行为的实质是政治问题，应当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司法权如果介入政治问题，其政治上的中立性将崩溃，司法的独立性也将不复存在。见胡锦光：《中国
宪法问题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美国在贝克诉卡尔案中首次提出“政治问题”的概念，并通过案例，逐步界定“政治问题”的边界。参见BAKER v. CARR，369 U.S. 186; 82 S. Ct. 691; 7 L. Ed. 2d 663; (1962) .
对“国家行为”判断标准的分析，可参见胡锦光，刘飞宇：《论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范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83－87页；亦可参见王禹：《香港基本法中的国家行为》，肖蔚云、饶戈平主编：《论香港基本法的三年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转引自莫诺·卡佩莱蒂：《比较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