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孔子哀悼的“礼崩乐坏”，正是自己应该庆幸的事情，礼不崩乐不坏，可能轮不到他孔子周游列国，说三道四。天下大乱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思想，甚至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臣民的行为，因为他们似乎可以很轻易地跑到邻国去。而且所谓邻国，也有可能随时就消失在历史中，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和事物，没有任何不受质疑的权威和思想。思想在大乱的世界中，蓬勃地爆发出来，这就是现代人艳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后果，是为整个中国历史和社会，奠定了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基础和框架。
先秦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阶段。这里不需列举诸子百家的姓名和各种思想的主题，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中国历史上几乎唯一的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启蒙时代，提供了土壤和契机？为什么这种启蒙时代不能再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难道真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它早已过了巅峰期，并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
声称造成这种文明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几乎是一种废话，需要研究的是，哪种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本文的解释是，先秦时期的四个条件是决定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一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私有财产权。其二是社会制度变动的反思蓝本。其三是思想控制的缺失。其四是思想碰撞和竞争的存在和充分的试验土壤。先秦时期虽然处于不停的战乱之中，但各国内部的经济并不一定处于退步或者停滞状态，相反，许国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是革命性的增长和变化。也许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思想文化的兴盛，但思想文化需要适当的财富土壤，当生存成为社会首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对更高学问的研究和思考就不会有立足之地，南北朝时期恐怕能算是一个代表。这就是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制度的变动本身就是引发思考的动因或触媒，转型期的制度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引发思考和各种不同思想的出现。在一个平稳甚至静止的社会形态下，并非没有出现一种甚至多种思想的可能，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作为理解和反思的蓝本和对象，巨大的思想发展很难从中涌现出来。即使有了以上两个条件，如果思想受到统治者的严格控制甚至扼杀，当然这种巨大发展也就很难产生了。最后，思想的产生固然需要现实的条件，思想的实际效用也必须通过各种思想的冲突竞争乃至实践的检验，才能为国家和民族所了解、反思、选择和适用。
先秦时期由于特殊的背景，无人能够有力地控制思想和言论，相反，“政府”往往非常欢迎新的思想和言论，虽然那些看起来能立刻富民强国的学说更容易受到青睐，而看似空泛的思想容易受到冷遇，但这些强调伦理道德的学说，一样得以充分地传播并被广为接受。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时代，在几乎不受任何控制的年代里，中国人思想上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就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范畴而言，中国随后的历史，没有超出，更谈不上超越先秦创立的儒、法、道三家学说所确立的框架。可以说，先秦时期为中国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路径确立了方向。
就外在表现和对外影响力而言，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明阶段，可以说是唐代。唐代文明是外在的，它是物质的繁荣、法制的先进、文学艺术的昌明和国力的强盛。如果说先秦是中国的古希腊时期，代表着思想的启蒙，那么唐朝就是中国的古罗马时期。即使没有高明的哲学、百花齐放的思想，唐朝以强盛的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迈邻国的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自由包容的帝国姿态和鼎盛的文学艺术，成为中国人至今为之自豪的历史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