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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和哲学方面，则先后有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贝卡利亚、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休谟、密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都是“大师”中的“大师”。
再来看看经济方面，16、17世纪的大国是西班牙和荷兰，其中小小的荷兰是因为采取了“船只来往自由，货物运送自由”的政策而成为海上贸易帝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随后，英国商船吨位大规模增加，其海上贸易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英国的专利技术迅速增加，各种工业协会纷纷成立，1708年发明气压机用于采煤，1709年开始采用焦炭冶炼法铸铁，随后是1733年飞梭的发明、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1769年瓦特改进蒸汽机，1765年英国开始使用铁轨，在工业革命中，贸易和生产都迅速发展。英国人开始富裕起来，而整个英国也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乃至世界蔓延。
在政治方面，奇怪的是，由议会同意而进行的征税，反而使英国能够征收比法国等国更高额、更多的捐税，商业的发展使金融业也发展起来，英国的借贷利率欧洲最低，不仅使商业融资更为方便，国王也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筹集最大额的战争经费，而后者是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英国，对于传统欧洲大国而言，仍然是一幅“泥腿子”的形象，百姓也基本属于“民智未开”型的，贵族和王室也远没有法国那样堂皇，曾有法国国王说，他宁愿去当伐木工人，也不愿当英国国王，言下之意是生活素质低下，权力过度受限。他没有想到，这个生活素质低下、权力过度受限的君主，会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主宰。
和工业革命一样，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是无国界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代表着对于宪政、法治、自由、人权和民主的追求。1789年这一年，通过法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制度和理念。
细读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发现这个宣言其实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它的几乎每个条文都是逐渐递进的推理，但是它有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是社会的目的，人是自我决定的主体。人权宣言是1789年的产物，同时的1789年的美国宪法，它的开篇即标明了主体，那就是“我们人民”，让我们再回头看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它的开篇是：“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对于他们而言“不言而喻”的“真理”，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建立在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实践之上。
让我们再回溯到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它说：“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而制定本法律。凡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
可见，现代法治的理念基础也来源于启蒙，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就是自我管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正是出于这些因素，在人们之间才虚构出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因为除了天赋的、不言而喻的赋予，或者人类自己希求并同意的统治，人类不受制于任何不以人的意志和理性为转移的外在规定。然而，“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种枷锁，不能简单说是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需。纯粹的自我规定，可能导致的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此，政府和管理者就是必需的，人类越是发展，它们就越是不可缺少和重要。但是在主体性之下，则需要一种能够公平适用所有人，并且保证这种主体性，保证人作为目的的管理。法治是这种自我管理、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方法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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