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体性、法治与复兴
冯川
【全文】
本文是一篇跟法治、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以及大国文明有关的杂感，写了一段时间，最近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个著名讲话，说中国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出大师，又读到报纸上说中国即将出现“文艺复兴”的断言，以及受到电视里播放的《大国崛起》的触动，于是就把这个杂感翻了出来。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最近给一个近千人的有关教育的会作了一个演讲，虽然语句比较委婉，但是主题仍然是尖锐而老套：中国（还有外国）的填鸭式应试教育不仅戕害孩子的心智，而且无助于他们的未来生活和事业。他引述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试图说明不停地做题目做测验和考试，对于孩子在成年后的工作和事业没有明显的帮助，但是对于他们个性的养成、创造力的激发、对生活的热爱、个体德性（包括勇气、自信、独立、生活智慧等等）以及团体精神的培养，都有负面的影响。
于是我和他发生了一点争论。我的理由也很老套：中国国情论。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以及所有的家长几乎都能认识到一些这样的弊病，但为了孩子的未来的成功，不得不如此。他回答我说，缺少了那些因素，你认为孩子也一定能成功吗？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财富加权力就一定等于成功？快乐是否也可以是一个人生的目标？财富和权力是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我对他说，教育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身不动，发也无法动。它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中国经过几千年对各种教育和选才制度的试错，终于发现八股取士是最佳的制度，这是中国的必然，细细说起来太复杂，总之你不懂。于是他说，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要放在现代性、世界性的角度来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和文化？这让我突然想到邓小平对教育的指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有这些内容的镌刻已经从大多数学校的墙壁上抹去了。
看来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出不了大师，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因为连温总理都这样说了。但是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为什么不能出大师？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其意义却是极端重要的。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实质就是命令一些人，或者所有人，按照某一个统一的思想进行思想，并且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其生活和行为模式加以规定。如果严肃地思考这一现象，会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误，而是一个适应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制度的必然。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整体制度的角度看，都不是能够，甚至不应该被随意打破的。
人是被规定的，还是完全自主的，在外在规定性和人的主体性之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不相矛盾的可能，这是西方哲学最长久最根深蒂固的主题之一。自由和被规定，哪一个是世界的真实？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自由和被规定是理想上统一的，因为没有人的主体性，个人统属于全体，个体的自由就是全体的自由，反之亦然。人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人作为主体是在同宇宙秩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用中国人的哲学来看，那是“天人合一”的阶段。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古希腊时期，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伦理统一的关系，但是这种伦理统一的关系，仍然是没有经过主体反思的统一，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在黑格尔看来，正是由于一个单独的个体对这种天然的伦理统一的主体反思的结果。甚至最后希腊城邦的崩溃和希腊文明的落寞，都是由于这种反思的出现，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而不是仅仅作为某一个集合的一分子。到了这个阶段，希腊的精神也就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