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之公法上的限制，并非稀有的现象。如没收（刑罚的没收或警察权的没收）、征收（公用征收）、征发（船舶汽车及其他特定物的征发）、强制收买（地方铁道及其他公共企业的收买）、换地处分（耕地整理及土地区划整理）、收纳（
烟草专卖法及其他专卖法之专卖货物的收纳）等，其为对所有权的享有自由之限制，已属人所共知。至关于所有权的行使自由，民法第二Ο条，已表明所有权为仅“于法令之限制内”得从事物之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所谓法令之限制，当然是包含着公法的限制的。即可以说民法对于所有权的行使自由应遵守公法的限制之点，已有先见。其中，如所有权的警察限制、公用限制、军事限制及财政限制，即为显例。
此等所有权限制，都不外是为私法上的权利之所有权遵守公法的规律，在此限度内，就可以说是私法的公法化。但对于这一切的限制，不能一律视为对于经济生活上的资本主义原理之修正，其中大部分却是为着维持社会安宁秩序的警察目的、或为国家本身的军事、财政及经营公企业等目的而设的。
现代的国法，在不妨害公共的安宁秩序的限度内，对于所有权的享有或行使，以一任自由为原则。这已成为经济生活的原理。无论积有多大的财富，国法对之毫不禁止，所有者亦不负须为社会福利而行使所有权的义务。一九一九年德意志的魏玛
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译者）[ii]第
一五三条第三项规定：“所有权包含义务，所有权之行使，须同时顾及公共福利”；第
一五五条第三项规定：“开拓土地而利用之，为土地所有人对公众所负之义务。其不费劳力或资本而增加之土地价值，须为公共目的而利用”。这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第一七条所谓：“所有权为不可侵犯之神圣权利”，是一个恰好的对照。看了这对照，就可以明瞭其间的思想变迁。但在德国，对于所有权者应负何种义务，又若违反义务应受何种制裁等问题，都委诸法律规定，
宪法的规定不过是空泛的主义的宣言，并无直接的法律效果。至于日本现行国法，不用说，对于所有权一般地尚未认定其应负有该项义务，所有权者在原则上对其所有权有行使或不行使的自由。又
宪法第
二七条保障着：除法律规定的“为公益所必要之处分”外，所有权为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