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与原发的案件事实的大体一致，既是承认“作为裁判基础事实”存在着背离“原发的案件事实”的可能，也说明了“作为裁判基础事实”并不需要反映案件事实“原发的案件事实”的所有方面，它至多只能也只需要反映形成公正裁判所需要的事实，即对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不过，尽管“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并不必然如实“反映原发的案件事实”，但是，这并不否认“作为裁判者基础的事实”可以将发现“原发的案件事实”作为司法理想。换句话说，裁判者不能离开“原发的案件事实”去追求那种“作为裁判者基础的事实”，否则，“作为裁判者基础的事实”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必然导致冤案遍地的可怕后果。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将会丧失对法律和司法的信心。明白这一道理，对于时下正在进行的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在衡量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是否科学与合理的时，不仅要看它本身是否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即是否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也要看其能否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与“反映原发的案件事实”相接近，或者最大限度地确保对“反映原发的案件事实”的发现。与此同时，它还要求我们在研究和把握审判规律的基础上，尽量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
【注释】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5-12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2.
郑成良.法律之内的正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5,117.
儒攀基奇.
刑法理念的批判.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58,149.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7.
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