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漏洞一经确定，就应予以补充。在我国，法院补充法律漏洞，经两种途径为之：一种是最高法院批复、函、意见等，以及部分司法解释，这是大量的。本来，司法解释不具有造法性，但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行为所否定。例如《
民法通则》共156条，最高法院贯彻意见达200条；《破产法》共43条，最高法院贯彻意见达76条，其中在意见中创造了本法中未有的制度与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解释不是补充法律漏洞方法。黄建辉先生将其称为“制定法外法律补充”。他说，“此乃制定法依其原先之立法计划并无漏洞，因嗣后社会情势变迁至呈现出法律漏洞，而透过制定法内法律补充亦无能为力，且无法期待立法者立即立法以资补救时，法院虑及法律生活之强烈需要、事理或较为优位之法律伦理性原则如诚实信用，而为之造法活动。严格言之，已非单纯之漏洞补充问题，而属于司法造法层次。”[15]另一种即我们所说的在具体判决中补充的方法，这种补充漏洞方法，主要：一、依习惯补充。例如典权回赎期限，法无规定。对这一漏洞，最高法院依民间习惯补充为“典期届满逾期十年或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三十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16]其二、 依法理补充。如关于人工授精子女法律地位，
婚姻法未作规定，依法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反证，所生子女即使是奸生子女，在法律上亦为婚生子女。据此，某法院于1996年7 月19日依法理判决人工授精子女为婚生子女。[17]在我国， 法理补充最为普遍。
3.改制现行规定，创制新制度
改制现行规定，更准确者对现行规定弃而不用。究其原因，一为时代变迁，旧法未能反映变迁主题。再次，法本身规定欠佳，实务性操作性差，法官无力适用。如《破产法》，法官不得不创制新制度。
创制新制度，必须依据法理，就现存无法律依据之实务类型，通过具体案件之审理，创制符合
宪法及相关法律基本原则的制度。这种创制活动，在我国，一般由最高法院判决体现，如情势变更原则之判决体现。但这种创制必须在现有法律体系内，依据法律之基本原则、正义、理念，使其所创制度符合
宪法价值判断，不得恣意为之。当然，“裁判官的人格，是正义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