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民事案件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采用“自由心证”作为其证明标准。如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185条规定：“法院在制作判决时， 应当斟酌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及调查证据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上的主张是否应当认定为真实。”有些学者把“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所达到的要求认为是“达到高度的盖然性，”即这种盖然性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接近必然发生的程度。故而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律对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实行“无差别待遇，”两者都要达到“高度的盖然性。”[5]
其实，由于案件性质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对不同的案件不可能实行完全相同的证明标准。法国拉斯大百科全书认为“刑事原告的责任较民事原告为重。”另外，从德国的判例来看，至少在某些案件中，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低于刑事诉讼。如在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环境污染等诉讼中，德国最高法院为减轻原告举证上的困难，采用“表见证明”的办法。[6]在日本刑事诉讼中， 由于案件事实内部性质的不同，证明至少分为三个层次：证明、疏明、推知。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此可见一斑。
对于民事诉讼程序上的事实，大陆法系德、日两国依据未知事实的不同性质采取差别对待的办法，在证明要求上有严格证明与疏明之分。按照日本学者的解释，所谓证明，就是为了使裁判官对事实的存否，得到充分确信的举证活动，或者根据这种活动达到确信的状态。所谓疏明，就是为了使裁判官发生大概确信的推测举证活动，或者是根据举证活动所达到的状态。疏明适用的对象，限于某些与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上急需解决的事实。[7]从上述解释中不难发现， 疏明的证明要求显然低于证明。
三、我国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 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
153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行政诉讼法第
61条也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我国诉讼理论界根据现行立法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未作区分，一般都认为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案件事实清楚是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之上的。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 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我国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称之为彻底的“一元制”标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于此标准之下建立一个“辅助性标准”，即“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或曰“排除了合理怀疑”。但同时认为，这种合理怀疑应当是能够经得起实践和理论论证的怀疑的，[8]然而， 从这种“辅助性标准”论证的实质来看，它仍是一元制证明标准的派生物。另外，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上的“客观事实真实”的证明标准与“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在形式上亦不能相容，因为前者是把客观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最终尺度或标准，而后者则以法官的“心证”作为认定案件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