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也可以源于交易对手。例如：（1）交易对手可能没有相关的缔约能力，也就是说法律、规章或是内部章程构成限制；（2）交易对手签订衍生产品交易的目的受到限制；（3）交易对手在法律上不适合该交易；（4）交易对手享受某种法律豁免；（5）交易对手的签名没有授权可以使交易对手受到制约；（6） 交易对手可能负有信义义务。
而且，信用支持也会产生风险。例如：信用支持授予不适当。在抵押的情况下，信用支持可能并不完善，也就是说对第三方或交易对手的清算方的执行问题。信用支持可能对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敏感。
（二）微观法律风险
微观法律风险与特定主体相联系，一般都是由于衍生产品合同缔约方的操作引起的，因此，它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操作风险。微观法律风险的典型情况就是由客户诉讼引发的风险。如果衍生产品的最终客户认为他们被中间商所误导，就常常会提起诉讼。如果中间商的确误导或欺骗客户，那么法院或市场监管者为了保护客户和衍生产品市场，通常会判定中间商败诉。但是经验表明，客户总是在自己的衍生产品产生亏损以后，主张中间商存在误导或欺骗的行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法律用语本身就具有多个含义，而这些含义可能与普通人所理解的含义有所不同。其实，在不同的法院和法官的理解中某些法律术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英国的Hazell案中，初审法院、上诉审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官们对于英国地方政府的“借款能力”（borrowing power）这一短语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这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地方政府是否有叙做利率调期交易的能力。
四、在我国开展场外衍生产品的法律风险问题
在当前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中外资银行大多在已开展了自营类衍生产品交易以外，还开展了对各类机构和个人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而在金融衍生产品领域, 我国的立法层次低、行业色彩重。目前，所出台的相关规定基本上是由各部门颁布的，往往考虑本部门的情况和利益，部门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种现状难以应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在缺乏法律规范的情况下，金融衍生产品容易滋生投机和混乱,在缺乏规范和监管时容易对市场造成冲击，法律风险依然很高。
（一）我国金融法律框架
而且，近十年以来，金融改革和立法取得了重大成就，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有：1995年《人民银行法》（2003年修正）、《
商业银行法》（2003年修正）、《
票据法》、《
保险法》（2002年修正），1997年《
刑法》（涉及金融犯罪），1998年《
证券法》，2001年《
信托法》，2003年的《
证券投资基金法》、《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可见，我国基础金融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立法体系，但是，还不能满足金融衍生市场发展的需要。上述法律几乎没有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和监管作出规定，部分法律条文还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9]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