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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岛的居民领袖应负起责任，从该日起，未经指挥官允许，不得让任何新来的人住在岛上，不得让他们租用任何建筑或地方，不得让他们住在村庄里。
皇家海军上校金·霍尔
英国驻烟台领事金璋[15]
更有甚者，据霍尔舰长和金璋领事致海军中将西摩爵士函，先期占领者刚一上岛就发布了“禁止在刘公岛储存烈性酒，违者立即处死”的“公告”，并“在大陆上又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未经英国当局许可，不得卖酒”。目的仅仅在于“不致出现酒鬼和混乱的局面”[16]。上述文件表明，“强迫”已经化为实际的“强占”，而仅仅因为“储存烈性酒”就“立即处死”的公告，竟然发生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年代。
尽管总理衙门处境艰难，但还是尽力维护作为一个国家的体面，早在3月21日的交涉中，总理衙门就提出租借一事应当等日本人真正撤离威海卫之后再谈，说：“他们获悉，即使付清赔款，日本人也企图留在那里”。“如果中国答复租借而又未能兑现，对中国来说是很尴尬的”。之后，总理衙门提出替代方案说：“如果英国占领朝鲜沿海的一个岛屿，同样可以达到此目的”。[17]这一合情合理说辞的隐意是，尽管租借一事实际上只是列强们的一种交易，中国政府已经力不从心，然而，是否租借终究还是中国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总理衙门一再提出的“不可避免地”“骚扰居民，引起麻烦”等为难之辞并非只是一个借口，它也是一种含蓄的暗示：“居民的麻烦”可以成为中方一种被逼无奈的手段，这一点，从以后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得到了某种印证。英国人初占威海卫时，当地居民有过相当激烈的抗英活动，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反对英国人的勘界活动，英国人的麻烦不仅出现了，还十分棘手。诸多迹象表明，“麻烦”与中国官员的操纵有关。美国学者帕梅拉·艾特威尔女士在一本关于英租威海卫的书中写道：“资料显示中国官员有意拖延勘界工作，并向村民误传英国人的意图。他们在卫城内召集秘密会议就是他们煽动闹事的一个例证。特别是村民所谓的‘捉官’碰巧发生在他们给英方写信否认对可能发生的暴力负有责任的同时。当英国军队到达时释放了中国官员，起初中国官员不愿离开，说希望被中国军队营救，这时那位村董告诉英国人，中国官员是自愿让村民们囚禁的。”
而从书中下面一段描绘上我们几乎看到了即将发生的那件大事——义和团运动——的预演：
最后倒霉的是那些村民们，他们不仅在动乱中伤亡惨重，而且还遭到中国官员的责难。事件之后，袁（指袁世凯——引者）和地方官员发布了一些对自已有利的布告，指控人民听信瞎话，引起麻烦。其中一张布告是这样说的：
父母同意的事，孩子怎么敢反对呢?我问报信和草庙子村的村民。我再三反复地告诫你们，但你们不听。你们许多人被杀，毫无目的地伤害了自己，你们肯定知道制造骚乱是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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