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述前提下，主观性因素无论在作为附着物还是话语组织方式的形式中涌现，都有它存在的正当性。比如，当我们认为在英租档案中存在着它的某种主题时，这种假定既体现了一种认识方式，一种解释学观点，又必然包含某种价值取向，某种主观意图，某种“前识”或“偏见”，[12] 某种业已形成的我们无法摆脱的“宏大叙事”。其中，“殖民主义”被视为英租档案主题中的一个构成“学说”，就正是这样。
在档案文件自身构成的文件家族中，存在着它的“主题”，它的基本“学说”与“学说构成”，它的“评论”及“作者”。（这一组概念来自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这里的视域是权力背景中知识、话语的形成与结构关系）。其中，“学说”是一个我们容易辨认的标识。然而，“学说”的成分是含混的，即使我们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读解工作，它还是表现出一种“杂家”式的混合，在英租档案中至少混合着这样一些“学说”性成分：天然霸权式的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无可辩驳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可供共同消费的廉价的人道主义、法治主义；神圣的体现着正义的历史进化论，甚至宽容的迷恋古老东方文明的——我把它称之为“文化猎奇主义”等等。这些“学说”渗透在档案文件的字里行间，为它的客体——一块现在由英国人统治的中国土地，一个中国政府现在无权过问的地方——提供统治与文明的理由与意义。
如果说，“断裂”、“边缘”是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外省情人，那么，在这个多情的巴黎才子心中，“档案”才是他的第一情人。在《知识考古学》中，记录着他与这一情人的生死恋，以致深知福柯之所以为福柯的德勒兹十分恰当地称福柯为“新型的档案学者”，并认为福柯的“考古学实际上是档案学”。[13]
在司马迁那里，档案只是历史陈迹的记录，它既是解释的对象又是宏大叙事的语言素材，而在福柯那里，档案文件本身就是历史事件，就是历史遗迹。因此，解释的中心问题不应是文件、文本说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说。对于福柯来说，档案不是一个经验的日常语汇，而是一个话语理论概念，是以话语为中心的认识论的功能性概念，它意指某种陈述系统——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它是那些被当作事件和事物的陈述系统。无疑，在福柯对档案的阅读个案中，对档案的读解起到了瓦解历史连续性的作用，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就是代表作，但他瓦解的是理性主义话语霸权下的现代“知识型”的历史解释方式，而不是那个有待重写的历史本身。福柯明确表示他只是“试图根据这种明显的不连续性提出疑问：这种不连续性是不是真的不连续性？……我的做法与‘不连续性哲学’背道而驰。” [14] 应当看到，如何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与历史的断裂、不连续性，是读解档案的前提性问题。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性是可以并应当兼顾、统一的。就连福柯这样的“断裂”大师也“采用了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法：历史断裂总是包含着新旧时代间的‘交叠、互动和回应’。……他试图指出‘那条把我们同启蒙时代连接起来的线索’”。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