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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你报以这样的冲动去阅读时，你读到的只是些语焉不详的片段，无法满足你刨根问底的好奇。类似引发福柯创作“无名者的生活”的档案材料，在英租档案中屡见不鲜。然而，福柯并不打算看到那些“无名者”生活画卷的长篇，他甚至希望人物本身不引人注目。福柯的这种阅读偏好与写作诉求体现了他的后现代冲动。与福柯不同，笔者由于受到丰富材料的诱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看到“下回分解”，除了无名者也想看到有名者甚至显赫如庄士敦一类人物的长篇（庄士敦在威任职16年，任行政长官3年。其间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做为最后一任行政长官，庄士敦参加了中英收交威海卫仪式），但收获无几，几乎总是大失所望。是什么使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与事件只有作为支离破碎的甲骨文式残片时才保存在档案中呢？
显然，并非由于时间，而是出于制度。这些档案原本就是按照某种制度制作出来的，它的话语逻辑与兴趣爱好是某种制度事先安排好了的。制度有它自己的历史连续观，在它的制度化的集体无意识中，它知道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这些档案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编织一个连续的历史，一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国中之国”。档案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有主导性话题的文本系统，这种主导性首先要排除那些被认为“无需保留”、“没有价值”、“无意义”的文件与话语，比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某个学生曾经写出的一篇感人至深的优秀作文，他的人生状况或许正是在这篇作文中得以表露。然而，我们却可以发现他的考试成绩。这个学生的考试成绩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在制度看来它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是制度把它命名为关于什么什么的“档案”。在教育的所谓教化中其实包含各种“规训”，这些“规训”是比刑罚更为有效和持久的社会控制方式。在这种“规训”中，考试引入了法律的“无形之手”，考试成绩是教育机构施以某种奖励与“惩罚”的依据。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轻易地发现那么多“考试成绩单”，却找不到一篇沉默了的学生作文的秘密。我们看到，这种制度性的文件从一开始关心的就只是制度本身，它并不关心在制度中偶然出现的人。
在那些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制度性文件堆积中，存在着它的“家族类似性”的文件关系。它们就象你电脑中某个GIF动画文件一样，即使你永远不去点击打开它，它也在自身的关联性中永动机式地不知疲倦地动着，它的连续显示是由程序编制好了的，这一帧后面必然跟随着那一帧。档案文件的表面秩序尽管较为混乱，但它们提供的话语则存在着一个井然有序的关联，这种连续的有机的话语世界，是由对象与主题决定了的。在特定对象的标记下，或者说以特定对象为参照下，它们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有关联的话语群。而主题则提供一种内在的话语的重新组织关系。发现、安置这个对象的具体位置，理解、说明主题的基本思想，这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工作。在这一工作的更为细致的专业领域，比如法律史学科，它首先关心的会是：哪些档案保存、记述了那些法律？随后，法律史学科将做更细的区分，它要问：哪些属于公法哪些属于私法，有关土地制度的法律又保存在哪些文件上等等。不止于此，法律史学科还需要进入“构筑历史”的那些材料：哪些属于这些法律的背景材料？在这些背景材料中，哪些属于关于立法的，哪些属于关于司法的，哪些属于关于行政执法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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