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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档案中还缺少一个重要部分，陈玉心女士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说：“载有案件详情和案件登记的裁判官审案卷宗或笔记不见于从威海卫发回英国的档案文件中。它们可能被故意留下来了，因为这些资料与归还威海卫后中国人对该地区的管理有关。这些档案资料或许仍然存在，但是尚未发现。” [9]笔者正在调查这部分档案的下落。这些对于法律史研究尤其珍贵的档案，无论某天被我们在某个角落里找到，或是永远的失踪，都会向我们讲述一段法律社会学故事。在特别有收藏癖的英国人的收藏中，为什么偏偏这一部分档案失踪？这一疑问已经提示：在历史的昏暗与纷争中隐藏着另一个收藏者。他是谁？为什么偏偏对这部分档案格外感兴趣？笔者希望在调查材料较充分时能够作出解释。
尽管这部分档案目前尚未发现，但是，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数量之大已经足够让研究香港历史问题的学者羡慕不已（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据香港期间，所有关于香港行政管理的内部文件都被销毁）。面对如此庞大、丰富、原始的档案材料，笔者不能不兴奋，然而，阅读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些英文和中文文件开始形成于一百多年前，许多流行一时一地的表达、术语和概念，现在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捉摸，比如，“上下忙粮窜由单”，谓何？租界内的所谓“窜票”，又谓何？笔者曾通过电话请教过一位明清经济史学者，他推断可能就是清代的“滚单”，但因为没有亲见原始档案材料，终只能推断。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一再冒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档案，应当如何看待和利用英租档案？这个问题既来自笔者的研究计划，也来自阅读档案过程中的各种偶然刺激，因为每一次阅读你都会在新的档案材料里发现新话题，产生新“想法”，困惑你的问题越来越多，从而让你不得不意识到应当对档案本身以及对档案的态度有所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之一是，促使笔者意识到档案阅读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具体的解释学关联，寻找一种具体有效的解释学路径对任何一种研究都具有前提性意义。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文明发源地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时代就出现了档案与档案管理。在那个书写材料只是石头、皮革、棕榈叶、泥板、纸草和羊皮纸的时代，由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就逐渐形成了档案收藏机构，如王室档案馆、城邦档案馆和王国档案馆。中国的档案与档案管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表现出其他文化鲜见的连续性，与其他文化一样，从商代采用穿扎成册的方法保管甲骨档案，到明代整理黄册采用年代-地区分类标准，档案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它鲜明的特性——极强的实践性、制度性和意识形态性。档案不过是制度以某种方式表现自身存在的主体退场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来自于一种特殊的集体创作。正象现代档案管理术语称它为“全宗档案”那样，它是一个整体，一个“单位”。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立档单位形成的互有联系不易区分全宗而作为一个全宗对待的文件整体，在档案管理术语上被称之为联合全宗。档案为什么按全宗进行整理？现代档案学认为，这种整理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完整地反映对象活动的全部内容与过程，从而便于档案的保管和利用。这里，档案被视为一种“反映”历史连续性的文件资料，档案管理学已经深深地嵌入到记录宏大叙事的渴望中。
英租档案的丰富、庞大就象一个巨大迷宫，在你寻找这一出口时，往往带你进入的是另一个入口；但它更象巴尔扎克原始手稿，它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历史画卷，从制度运做到市井百态，从乡村风俗到各类私人生活场景，几乎无所不及。每当我置身于那些故纸堆时，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阅读冲动：看看某个学校的课程安排，某个学生的成绩单；算算妓女们的月收入，并与政府官员的收入比较一下；国内局势对威海卫烟土生意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在骆克哈特（一位在威担任了19年行政长官的中国通）私人信件中，什么地方谈到了他感兴趣的《红楼梦》，一份篇幅很长的档案显示，骆克哈特对中国文学抱有极大的兴趣。这让我产生一种感觉与想法：骆克哈特与英国殖民部越来越疏远的关系与他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似乎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对了解他受中国文化侵染的程度会有帮助，进而有助于了解他在法律解释上可能加入的中国文化的“前见”。正如加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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