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所说的档案十分晦涩,但如果我们理解了福柯关于“陈述”的思想实质,档案的含义、地位与角色也就可以了然。在福柯那里,档案不是一个经验的日常语汇,而是一个话语理论概念,是以语言为中心的认识论概念,它意指某种陈述系统——在话语实践的深度中,它是那些被当作事件和事物的陈述系统。[ ]在这种概念中,“话语”也被置于档案视域中加以审视:“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 ]然而,福柯的考古学同样也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相反:“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质探测相联系。”[ ]他的“考古学”不是作为考古学学科意义上的。福柯反对在原始意义的根源上使用“开始”,福柯所说的开始是永远的相对的开始,他强调的是建构或变化,而不是基础建筑。福柯更反对考古学包涵的“挖掘”含义。福柯感兴趣的不是隐密,“不是比人的意识更沉默、更深刻的东西”。他要规定的是话语表面的各种关系。这里,知识考古学是以知识为对象的分析,福柯想用知识考古学达到描述话语实践的目的。“考古学的任务不只是为了‘获得多元的、互相并置、彼此独立的历史’,而且也是为了‘确定在不同的事物系列之间,有哪些关系形式能够被合法地描述’”。[ ]
无疑,在福柯对档案的阅读个案中,对档案的读解起到了瓦解历史连续性的作用,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就是代表作,但他瓦解的是理性主义话语霸权下的现代“知识型”的历史解释方式,而不是那个有待重写的历史本身。福柯明确表示他只是“试图根据这种明显的不连续性提出疑问:这种不连续性是不是真的不连续性?……我的做法与‘不连续性哲学’背道而驰。”[ ]应当看到,如何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与历史的断裂、不连续性,是读解档案的前提性问题。其实,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底层或者当我们追问更细小的组成部分时,连续性与不连续性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示。当弗洛依德的目光投向深层的不透明的本能与潜意识时,我们发现的是另一种连续性,而原先那个光明的理性连续性开始动摇,以逻辑的统一性为主导的理性帝国成为一种支离破碎的假象。当福柯追问细小的事件与故事时,他要强调的其实是被连续性牺牲了的个体的真实与原始丰富。这种关系很象是原子与分子的关系:我们在分子式中看到的原子并不是原子的全部,而当我们以另一种途径走近原子时,我们发现某种分子形态中的原子只是原子的一种偶然的可能的外在存在。福柯对历史的所谓“反历史”颠覆,其实是对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理性主义话语霸权的一个反击,一种纠正。福柯的积极意义在于向我们提供了揭示历史多样性或多元历史的一种方式。
从这样的理路出发,在研究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时,如果说必定要建构什么的话,那也绝不能因为历史连续性的必要而忽视历史的“断裂”。这来自笔者的一种确信: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性是可以兼顾、可以并应当统一的。就连福柯这样的“断裂”大师也“采用了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法:历史断裂总是包含着新旧时代间的‘交叠、互动和回应’。……他试图指出‘那条把我们同启蒙时代连接起来的线索’”[ ]如果连续性必然仅仅依赖形而上的“本源”、“本质”概念,那么,倒反证了这些概念的有效性。要言之,我们排斥的不应是词本身——禁闭某些词,如连续性或者不连续性,圣化另一些词,如“断裂”或者连续性;我们排斥的应当是词的某种不正当运用,排斥那些赋予词以某些意义的不正当理由。
在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中必然一再遭遇的档案阅读问题,是一个以解释学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方法问题。而在本文所涉及的法律史研究课题中,其历史解释与法律解释的结合,实际上是一个发现与运用某种具体有效的解释方法问题,它必然是一个由探索而发现的过程,没有什么是事先决定好了的。然而,什么是探索?什么是发现?看来,现在只好让我们沉默在解释的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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