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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法律帝国中出现了“二元法律”，社会空间也出现了新的划分，我们可以借用“异质空间”[ ]来表达这种划分，也可以在“异托邦”的意义上思考它，相对于“乌托邦”之不存在的地方，它是存在的另一地方。[ ]异质空间让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感觉到他们生活在“另一地方”。如果他们不满足现有的生活状态与秩序，“乌托邦”便随之产生，“乌托邦”的统治意义在于提供承受变化的心理基础。英国人在异质空间要建立一套新的秩序，新的知识与话语世界，但却要让中国人感觉生活在原先习惯的世界，以减轻新知识教化的成本，他们采用了欺骗即“中国法律与风俗习惯的适用”，这种被适用的是已经被纳入新制度新话语总体中的残缺不全的东西，这是权力的威海卫征服史上必然的一步。
进一步说，“中国法律与风俗习惯的适用”还引出了制度性、合法性及秩序性知识、与被压制的知识[ ]的区分，这是由制度强力分割开来的两个话语世界。这里，不被适用的知识/话语被管制起来，它不可以进入那个应当“适用”的法律帝国。但是，在法律社会学与“知识考古学”的视野里，在这个被压制的知识世界中，陈述没有被消灭，它们只是要么无家可归，要么转入反抗的异类话语。其中一部分济身于权力话语中，只是它们被收编并赋予了有“身份”的作者的名下；另一部分被排斥在制度知识之外。要防止这些被压抑的话语、知识死灰复燃的可能，构成中英两种文化联盟的隐蔽的重要动机，这是从现代性角度把握历史的一个话题。英国人要在殖民地建立它的海外现代文明，中国人也意识到需要现代化。在这一共同的现代性目标与实际的历史建构过程中，话语的理性化、制度化构成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边缘话语的压抑与镇压。从上述“权力—知识”的思路看，重要的不是哪些知识、话语属于“适用”的“中国法律与风俗习惯”，而是哪些被认为属于“不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已经被制度规定下来，“不是”什么则是一个“沉默的世界”。在这个视野里，许多现象就有了新的典型分析意义，其中威海卫监狱的文明化就是一个例子。监狱的文明化体现在医生的介入，囚粮的全透明式公正分配[ ]等举措上，我们注意到，现代文明在英租威海卫同样采用了更大更有效也更隐蔽的控制手段。
历史的人道主义发展并不是一个虚构，但人道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它的解释学方法，它对文献材料的态度却充满了虚构。问题并不出在人道主义的“前识”，而是在于阅读理解或重组话语的方法——本质主义[ ]。威海卫历史档案文件中混合着的人道主义、殖民主义、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理想等等，都可以在制度权力的点上组织起来。让分散的历史陈述讲解历史，让中性的历史话语说出意义，让凌乱的历史文本显示主题，这就是档案文本的阅读，这是任何一种正常阅读中一再发生的。而这种理解的阅读是以所谓“偏见”为前提的。在阅读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关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等等观念。我们应当思考，当福柯解说那些关于疯癫的档案性文件时，他究竟想说和究竟在说什么？他难道不是在某种“偏见”下勾画，阐明一个反理性主义的主题吗？
上述对主题的“考问”，关注的是“来源”和“出现”，这种阅读不认为应当把档案文件归结为是对历史遗迹的记录，而是认为，档案文件本身就是历史事件，就是历史遗迹。因此，解释的中心问题不应是文件、文本说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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