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马来西亚学者陈玉心在“清代健讼外证”一文中写道：“尽管庄士敦并不相信所有的中国地方长官都能成功地履行了其在这方面的职责，但是他自己决定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裁判官一职从形式上看近似中国的地方长官，二者之主要相似点在于一人兼有司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例如裁判官需要负责辖境内士民百姓各方面的事务，不仅限于法律。有证据表明，威海卫的当地中国人确实把英国裁判官视同于租借前的中国地方长官。”[19]
　　笔者注意到，“中国化了”的庄士敦，在许多方面或许比他的中国同道更能理智或“经验”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庄士敦在描述威海卫问题时曾说，“没有祖产，没有祖先牌位”，用以说明财产和祭祀的互惠关系，这里，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海西头的车硕学，“是很好的表样，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恭敬、应该纪念车先生。在中国海岸对于上岸及遭风的风船有一种很不好的风俗，就是只知道抢货物抢东西，对于救命是不管的。威海的人民对于此种事情大大改良，是大半因为车老先生的模范，所以英政府送他的纪念品是应该的。他对于遭风的船是极力救命，并且救他们的东西。”[20] 庄士敦上面提到的车硕学是海西头村的村董，其“应该恭敬”的事情是这样的：1905年1月的一天，一艘货船“在海西头村长沙套偶遭风雪”，触礁搁浅，是时，风大浪高，天气恶劣，车硕学等人古道热肠，拯人于危。当船主王作刚驶着由车硕学等人修复好的船返回福建后，写信给骆克哈特，表达对车硕学的赞扬和感谢。骆克哈特对此非常重视，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制作的匾额，上刻“拯人于危”四字，亲自送到海西头并与车硕学及家人合影留念。骆克哈特还在村董大会上，号召村董们向车硕学学习，为使车硕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家喻户晓，又在四乡张贴布告。此后，他几乎逢会必讲、逢人便提，车硕学已然成为头号模范人物。
　　继车硕学之后，不断有人受到当局的奖赏和表彰。在英租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表彰好人好事的文件。[21] 不仅表彰“好人好事”，当局还刻意批评、谴责“不仁不义”现象。1916年，有人“投井自尽，有五十余人环井边袖手旁观”。骆克哈特闻后发训辞道：“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竞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即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徒圣教不至之处。……你们众学生，读书学理，自幼宜习仁民爱物之心，勉尽救人助人之义”。[22] 我们看到，庄士敦与骆克哈特在治理理念上都把“德治”置于极高的地位，而他们的“德治”，无论其理念还是用语都是“儒家化”的。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重提车硕学一事后，说道：“现在的总董也是很好的，有许多在威海帐饥那一年，很出力的。政府得静子苗作宝先生的帮助，有数次可纪念的，是对于两次调查界内户口。对于羊亭到凤林修一汽车道路的计划的成功，本大臣大半是仗着羊亭总董孙文杰先生的深切合作。”[23] 这里，总董们的“深切合作”具有了“德”的意味，在上述说辞中，孔子的“为政以德”跃然而出。然而，无论对于骆克哈特还是庄士敦来说，“德治”并非唯一所求，“事功”才是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打造北方香港的计划，一直让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耿耿于怀，这符合儒家的“裕民”“惠民”思想。
　　为了打造北方香港，发展威海地方经济，他们意识到首先要改善和提高威海的交通条件。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说：“界内人民之公益心很有几种可以说的，本大臣现在只说其一。英政府初来威海时，道路有无有的、有很坏的，只可走轴子、牲口及行人，英政府要改良道路，只得慢慢的进行，一部分是因人民不知道好路之必要，再因为财政上的关系。政府要筑可以行车的道，无钱购买修道所必用之地，地主不应允，而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这一层是无须说的。英国的政治是自由的、民主的，若是那么样，是与英国政策完全相反的。大困难平均起来就是向村民说公众的利益，他不但对于公众有利，就对于自己也有益，他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对于道路与他种事情，这种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照着去年羊亭区与凤林区之间开的新道，就可以看出来，约在二年前本大臣允许界内通行汽车，就是因为道路有进步，再是因为人民对于生计的重要及交通的价值有点醒悟，所以到现在界内汽车很多。”[24]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英国版的“义利之辨”，庄士敦一方面借机宣扬了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则把经济建设与道德及人们公益心的培养联系在了一起。庄士敦斤斤乐道的“私利主义渐渐没有了”，与儒家的“天下为公”理想相通。而在筑路用地问题上，“政府强占与政府不给钱的事，英政府决不办”的政策，则让我们看到这位“洋儒”的“轻赋税”与“义中取利”。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