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孔教问题成为中西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焦点。有些学者从学术上论证孔教为宗教，如张东荪就认为，自宗教上观察孔教，“知孔教确为宗教”，孔教既是中国故有文明之结晶，又是维系中国故有文明的基本文化传统，孔教足以挽回今日人心之堕落！是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民初孔教活动中，一些外国人也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表达了对孔子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大会认定，“归根到底是孔教的教训使中国伟大。”1912年，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陈焕章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当时除李提摩太、李佳白、狄考文、花之安等传教士成为孔教会的支持者外，许多外国在华官员也都表示支持和赞助。庄士敦听说“外国人可以入孔教会”，感到“不胜庆幸”，马上捐款入会。他说中国人如果不崇敬孔子，“不诵习孔教之奇经伟典”，就会成为“中国人之祸害”。他还写文章论证了孔教应定为国教，说：“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他认为，“欲保孔教之地位，救孔教于衰微，舍定国教外无他法”。否则，“大教就湮，道德沦丧，中国四万万人民，将随其先圣先贤相传之国粹而并尽，其不可寒心哉。”[14]
　　1934年，庄士敦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岛上悬挂“满洲国”国旗，宣称这三座小岛为“小中国”，以示对宣统的效忠。他还在住所办了一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他给岛上的居室分别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逢年过节则穿戴清朝朝服邀请亲友聚会。不负“怪人”之议，“庄士敦去世时要求把他的所有私人文件销毁”。[15] 中国帝制随着大清的覆灭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但这位苏格兰人却忠贞守侯了一生。庄士敦一生未婚，陪伴他的是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我们可以在他的这篇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的临别演说词中读到，他说：“你们将来会得到一位比我更加能干的中国长官，但我自信你们永远不能得到一位比我更加爱恋威海的长官”[16]。1938年，庄士敦在对中国往事的无限回忆和对遥远东方的另一座小岛——刘公岛的惦记中去世，死后就埋葬在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版税买下的小岛上，时年64岁。溥仪对这位“洋儒”的赞誉是：“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17]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事件，除了庄士敦，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例。
　　二、“德治”：治理方式的“中国化”
　　庄士敦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这主要体现于他在威海卫的行政实践上，庄士敦的“亲民”决非仅仅是一个“形象”，他的“亲民”决不是做做“姿态”，而是由其理想使然。这位除了与骆克哈特有共同语言而与他的英国同事格格不入的“怪人”，经常下乡巡回，用一口流利的威海地方方言与各色人物交流。当然，他的“亲民”也“中国化了”，“亲民”的深层是“父母官”与“青天”的自居。庄士敦写道：“无论作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我经常从儒家经典著作或者圣谕那儿载抄一些恰当的文句，目的是针对眼下的案件所提出的问题给我的听众以一点道德训教。例如，有两个邻居为一些小事争吵，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康熙引用过的箴言及其诠释者们有关同村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的大道理；或许我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乡邻之间争吵不休，各不相让，不仅会彼此终身成仇，且会殃及子孙后代，永难和解。”“理论上说，作为一县父母，凡有两造争讼到庭，不仅要允执其中，惩罪罚恶，昭雪无辜，还要化其‘子民’之心，言之以义，喻之以例，使其乐服往圣之遗教，无论居家治国，处邻里待陌路，均能敬古畏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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