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庄士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就可以鲜明地看到庄士敦的上述基本思想。庄士敦喜欢康有为，称之为“当代贤哲”，他还崇拜光绪，认为他是伟大的皇帝，而对慈禧和袁世凯则大加贬斥。此外，庄士敦也极力贬低共和之父、中国帝制的覆灭者孙中山，认为他的理论漏洞百出，缺乏实力和能力。庄士敦一再强调，当时的中国人并不向往共和，共和只是一些政客争权夺利的筹码，自从共和之后，中国人获得的自由更少了。他在一篇写于威海卫的文章中说：“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将随着共和制的建立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9] 庄士敦的这一看法倒是与孙中山有某些共同处，孙中山也承认，民国建立后，许多情况反而变得更糟。孙中山在1919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政府滥捕滥杀良民，在满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如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婪，亦较满清时代为甚。”[10] 然而，庄与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一个要复辟帝制，一个要继续革命。庄之所以贬孙褒康，显然出于他与溥仪相同的复辟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人，到处都有，比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而他们的活动情况，则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民国十三年春节后，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大为欢欣鼓舞。”[11]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儒教与近代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庄士敦原先信仰基督教，后对中国佛教发生兴趣。他曾遍访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讨论玄奥问题。通过阅读大量的佛家释典，他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比基督教圣经高深，他曾经常和一个英国神甫通信，用佛教理论驳斥圣经，以至后来他不再到教堂作礼拜。1901年，庄士敦以“林绍阳”的中国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该书指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对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谴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并指责传教士所用的种种恫吓言辞如不信上帝要下地狱，异教神是魔鬼等等。他特别喜欢旅游，1902年7月，他穿越云南、越南、然后又到了缅甸；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1913年，他又一次踏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由于“帝师”的身份，他卷入中国政治。后来，他弃佛从儒，1934年出版的《儒家与现代中国》，可列入现代新儒家的作品。我们看到，庄士敦的由佛而儒的中国化路径，竟与地道的宋儒相合，与他的政治文化盟友康有为异曲同工。
　　庄士敦的政治理念与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在庄士敦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述中，充满了“国粹”主义色彩，这种由外国人表达的“国粹”言论，读来格外有种怪味。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很难发现同期西方人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中国人的歧视，更多的则是对中国传统的赞美与辩护。他认为，“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12] 这与当时孔教会的思想同调，孔教会的人认为，“孔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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