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1874--1938)[4]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茀莱明·约翰斯顿（Rejinald·F·Johnston）。中文姓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1894年，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34年。1904年，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当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这时似乎突然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后来，溥仪则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庄士敦出任“帝师”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1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徐世昌等人决定为博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海避难期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极为赞赏，在李经迈看来，庄士敦当然是最佳人选。庄士敦在充当“帝师”角色的同时，也是清室的保护人，是复辟势力试图与英国人保持某种关系的联络者。然而，庄士敦充当的却是复辟闹剧中的滑稽角色，中国历史不可逆转地向另一方向走去。1924年底，在庄士敦陪同下，溥仪装病躲进德国医院，庄士敦立即去和英国公使馆接洽，然而却与英国公使争吵起来，公使对庄士敦试图让英国卷入阴谋迭出的中国政治震怒不已。原来，英国外交部曾明确指示驻华使馆：“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庄士敦在这位公使心目中，可能早已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就在庄士敦迟迟不归时，赶到德国医院的罗振玉则和日本人联络妥当，等到庄士敦赶回医院时，溥仪早就处于日本人的“保护”下了。此后，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的关系槽糕到了极点，而在溥仪的圈子里，庄士敦也失去了影响力，尽管他还保持着与“小皇帝”的联系，并为此雇佣了一个从前在宫里做事的人。
　　次年，庄士敦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庄士敦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威海卫并出任行政长官。这时，庄士敦发现他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5]。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但他身在英国，却“心在汉”。对中国尤其是溥仪的关心使他对周围的生活漠不关心，对溥仪痛苦而艰辛的遭遇以及难以预测的命运，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时，又到天津去看过溥仪，他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篇一百多字的“御制序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丧乱之余，得此目击身经之实录，信乎其可贵也”。[6] 当得知溥仪有意出关重建清朝帝业时，庄士敦兴奋不已，说要在书稿后面增写一章“龙归故里”。1935年，庄士敦亲往长春谒见了已是伪满“康德皇帝”的溥仪，这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也是与他的倒霉学生的最后一面。
　　1934年，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轰动欧洲，不久，中文版与日文版也相继问世，给他带来巨大声誉。这本书记述了晚清至民国的一段“清室”黄昏史：“我所叙述的故事总共34年，始于1898年那场由抑郁的德宗皇帝（光绪），为推行康有为制订的改革计划而作的崇高而渺茫的尝试，终于1931年末中国末代皇帝返回故乡以及第二年成为世界政治风暴中心之一的满洲危机”。[7] 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与末代皇帝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呈献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我们之间15年前建立于紫禁城的崇高友谊，并谨以此书对陛下本人和被分割于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表示诚挚的祝福。他们在经历黄昏与漫漫黑夜之后，正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时代的黎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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