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是司法审查的始作俑者，按照其司法最高性理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同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57]然而，虽然曾经多次介入
宪法修改领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宣告过任何一条
宪法修正案为无效。在有的美国学者看来，修宪程序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国会提供制衡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一个有效途径。[58]如果法院反过来还可以对
宪法修正案的效力进行司法审查，那就将导致司法和政治部们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绝非国家之福，对法院也没有任何好处。经过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显然认为与政治部们对抗并不是什么好事。[59]因此，在1939年发生的Coleman v.Miller[60]案中，法院认为
宪法修改属于“政治问题”，并没有司法审查的任何立足之地，因为“从修宪案的提出到生效的整个修宪程序都具有政治性，不受制于司法机关的任何指导、控制以及干涉。”[61]
在某种程度上，印度议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围绕
宪法修改的反复斗争，与南非议会以及法院围绕着Harris v. Donges一案产生的纠纷非常相似。在20世纪初，英国议会颁布了由南非制宪代表起草的“1909年南非法”作为南非
宪法。该法规定，南非议会有权以多数决的方式修改“南非法”的绝大部分条款，而对于另外一些条款则必须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才能进行修改，这被称作“刚性条款(Entrenched Clauses)”，其中之一规定开普省黑人享有选举权。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确认了各自治领的独立
宪法地位。此时，南非国民党(the Nationalist Party)就认为，南非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可以将“南非法”所确定的“刚性条款”抛之脑后，进而建立全面的种族隔离。1951年，在Malan出任总理期间，南非议会以多数决，而不是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代表分离法案》(Sepa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ters Act)”，取消了在开普省实施的黑人选举权。不过，这项法案随即被开普省最高法院宣告无效。Malan政府随即向南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南非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共和国，但为1909年南非法奉为神圣的“刚性条款”决不能够被以简单多数决的方式进行修改，因此判决政府败诉。在此情势之下，南非议会通过了特别法案——议会高等法院法(High Court of Parliament)——设立了特别上诉法院。这个特别上诉法院审理了南非政府的上诉，并撤销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南非最高法院又宣布议会设立这个特别上诉法院的立法无效，因此其裁决根本不成立。[62]要不是南非议会发觉这样没完没了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否则这样的你来我往还将无限进行下去。因为这绝非法治国家之常态！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议会对修宪权的滥用，印度最高法院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成文
宪法之持久，不能靠司法机关的“单干”，更不能依赖权力之间的争斗，各
宪法机关之间必须确保“忠诚”，[63]发挥各部门之合力。因此，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印度“基本架构限制”理论之确立，与其说是最高法院的努力，不如说这是印度议会回归常态的一个结果。
【注释】 本文的修改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老师的指点，在此深表感谢！
从历史上看，最早规定
宪法修改限制的是美国革命时期各州出现的
宪法。1776年特拉华州
宪法规定，禁止修改州的名称、议会的两院制，禁止建立奴隶制或者设立国教。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州1776年
宪法都规定，州宪规定的权利法案不可修改、不可侵犯。See James Wilford Garner，Amendment of State Constitutions，1Am. Pol. Sci. Rev 215, 217 (1907).
关于联邦德国基本法有关
宪法修改限制规定之详尽评介，参见陈慈阳：《论
宪法核心部分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中兴法学》第39、40期，1985年。
参见姚中原：《我国宪法修改有无界限之探讨》，《法学丛刊》第189期，页91，2003年。
See Thomas M. Cooley, The Power to Ame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2 Mich. L. J 109, 119(1893).
See Lester B.Orfield, 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 33 Mich. L. Rev 550,556(1930).
参见许宗力：《
宪法修改界限的理论》，《宪政时代》第七卷第三期，页35以下，1982年。另外，虽然施密特主张修宪权有限说，但在纳粹以“合法”手段摧毁魏玛
宪法之际，施密特反而持赞同观点，这使得其修宪权限制说丧失了任何说服力。
See G.C.V.Subbarao, Fundamental Rights in India Versus Power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4 Tex. Int’l L. F. 291, 292 (1968).
See Ranjana Arora, Amending Process 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Trends, in Political System in India, Vol 10, Edited by Verinder Grover,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89,p 630.
id, p 626.
See S.P.Sathe, Judicial Activism in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4.
See K.K.Wadhw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in India, in Political System in India, Vol 10, Edited by Verinder Grover,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89,p 721.
See Sunder Raman, From 42nd to 44th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 Critical Evaluation, in Political System in India, Vol 2, Edited by Verinder Grover,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89,p 613.
在这方面，加拿大1982年
宪法法规定的修改程序倒是和印度比较类似，它们都为不同的内容设定了不同的修改程序。See William R. Lederman, Canadian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dures: !867-1982, Am. J. Compa. L, 339,343 (1984).
参见惠尔著：《现代
宪法》，甘藏春 觉晓译，吴撷英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09。本文在引用时参考了惠尔著作的原文，并对译文做了小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