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Golak Nath v. Punjab案的判决招致了多方的责难。在该案宣判后不久，随即有人在议会提出
宪法修正之法案，意图推翻此案之判决。提案人声称，由于最高法院的若干判决，在议会修改
宪法的权力方面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和困惑。这个问题对于议会之最高性而言至关重要。议会之最高性意味着它有权利和权威修改即使是涉及基本权利的
宪法条款。虽然这个提案最终未能通过，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议会的态度。由于法院的这个判决，使得议会将法院看成是推行印度社会经济改革的一个碍物，因为议会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不可能不对基本权利条款进行修改甚至限制。在随后进行的印度大选中，最高法院被广泛指责为过于保守，是改革和进步的绊脚石。一位联邦院议员曾经宣称：法律落后于一代人，律师落后于两代人，而法官则落后于三代。[25]在很多人看来，印度最高法院是经济改革的障碍，就像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罗斯福“新政”的绊脚石一样。执政党在竞选中宣称，如果当选，就将进行大规模的
宪法修改。而大选的结果，是执政党在议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从而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任何宪法修正案。[26]很快，议会通过了
宪法第
24条修正案。
四、基本架构限制理论的正式提出
1971年，印度议会通过了
宪法第
24条修正案，其目的就在于推翻最高法院关于Golak Nath v. Punjab案的判决。该修正案首先对
宪法第
13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款，规定：本条不适用于
宪法第
368条规定的
宪法修改。其次，对
宪法第
368条即修宪程序本身进行了修改，其标题由“
宪法修改程序”被修改为“修宪权及其程序”，并增加一款，规定：议会有权行使其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通过增补、变更、撤销等方式修改
宪法的任何条款。最后，为了使法院不能介入修宪程序，该修正案还增加了一款，规定：
宪法第
13条并不适用于根据本条而进行的
宪法修改。毫无疑问，
宪法第
24条修正案授权议会修改包括基本权利规范在内的任何宪法条款。[27]
不过，随即有人对第24条修正案本身的合宪性提出了挑战，是为Kesavananda Bharati v. Kerala案。在本案中，代表印度联邦政府的司法部长宣称，议会的修宪权不受任何限制，议会可以通过
宪法修改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可以改变国家的民主制而建立一党制，更可以废除联邦制而建立单一制。不过，多数法官认为，议会的修宪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因为
宪法中包含着对它的隐含性限制。尽管议会的修宪权可以延伸到
宪法的每一个条款，但是它决不能破坏
宪法基本架构。最后最高法院以7比6的多数判决认为，虽然1967年Golak Nath v. Punjab案的判决应当被推翻，但议会的修宪权也决不是无限的，它应当受制于印度
宪法的基本架构。在本案中，虽然法院并没有支持对
宪法第
24条修正案效力的挑战，而是认为“本修正案不过是用清晰的语言解释了
宪法第
368条所隐含的东西”，[28]不过，最高法院却借此机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宪法“基本架构”概念，并认为议会的修宪权并非不受任何限制。
当然，印度
宪法并没有关于“
宪法基本架构”的任何明确表述，但最高法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可以无休止地破坏、重塑甚至重新架构
宪法。
宪法第
368条虽然授权议会修改
宪法，但
宪法决不能因为修改而彻底丧失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第
368条之规定，并不是
宪法为自身预设的自杀工具，也非
宪法之掘墓人。虽然议会自称自己代表人民，因而享有修改
宪法的全权，但是，最高法院并不接受这个观念。按照最高法院法官Hegde的说法，议会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不必然代表这个国家人民的多数，因为在印度的选举制度下，议会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代表的又可能仅仅是选民的少数。[29]更有学者以澳大利亚为例，对所谓议会代表人民意志的说法给予了猛烈抨击，“澳大利亚议会在74年间提出过32项修宪提议，如果人民的意志就是议会的意志，那么澳大利亚选民所批准的就不会仅仅只有其中的5项。”[30]
最高法院并没有明确
宪法“基本架构”的内涵，实际上最高法院也无法具体罗列
宪法基本架构之种种细节。根据学者的看法，最高法院实际上将下列事项当作
宪法之“基本架构”：（1）
宪法之可修改性；（2）联邦结构；（3）
宪法的民主、世俗特性；（4）司法审查；（5）平等与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以及权力分立。不过，在最高法院看来，
宪法之基本架构并不能事先罗列，而只能通过个案决定。[31]因此，在印度政府看来，所谓的“基本架构”是一个极其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只会导致议会在修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为根本无法区分什么是
宪法的“基本”架构，什么是
宪法的非基本架构。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对基本机构理论的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因为在法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概括性的概念，例如过错、合理、自然正义，其含义都无法精确确定，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法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这些概念相比，
宪法“基本架构”之概念则要清楚得多。[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