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诉讼程序偏差的负效应及其消解
　　诉讼程序偏差的负效应，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它对诉讼程序的消极影响。申言之，就是它对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新产生的阻碍、误导作用，并最终使法律的实体正义流于虚无，归于徒劳。据此而言，探究诉讼程序偏差的负效应及其消解，乃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在更高层面上甚至是法律正义的一种呼唤。实质上，正如前文所述，程序偏差就是对程序规范的背离，因其背离了程序规范，从而也就突破了程序应有的限制，有学者称其为“程序保障”。[12]一个缺乏或者丧失了应有规范的诉讼程序，谁能期望其公正而合理地开展和完成呢？显而易见，即使它还在表象上推进诉讼活动的开展，在根本上它却是非正义的渊源。具体说来，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三方面程序偏差的负效应。
　　第一，诉讼程序偏差将使诉讼行为的任意性无限扩张。如果说程序规范可以导引诉讼参加者的诉讼行为趋于合法、合理化的话，那么相反，程序偏差的存在无疑扩张了诉讼行为的任意性。因为程序规范的对立物是任意性。[13]无论在理论上假设抑或实践中寻找，可以断言，法官行为的非理性成份得不到正常地限制，就可以任意司法、枉法裁判。同样从诉讼参与人的角度看，其诉讼行为无限制影响诉讼程序，也会使诉讼程序走向偏私的极端，结果只可能损坏和从根本上挫败司法正义的理性预期。而公众意见任意支配司法共同体的话则驱使依法裁判走向无理取闹。因此，防微杜渐地控制程序偏差是程序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必需。
　　第二，诉讼程序偏差可能使社会的弱势群体得不到诉讼的有效保障。研究表明，现代诉讼程序是一个功能自治的自足系统，虽然在诉讼过程中非常容易介入社会各方面的外部压力，但相对说来仍可以营造一个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决策的“隔音空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新任局长还是卖瓜王婆”。[14]这是程序规范渴望的理想境界。然而，程序偏差的增大却使上述格局走向式微，使诉讼本来营造的理性的法律之争演变成无序的力量之争，从而金钱、权力乃至知识、关系泛滥其中，社会的弱势群体自始至终难以逃脱“败诉”的命运。这方面，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的问题便是最为生动的例证。本来，诉讼就是从古代的私力救济发展而来，而且在现代已经获得了正统的制度订可，因为过度的程度偏差而退化为功能类似的非正统制度，这不能不说法治的“异化”。
　　第三，诉讼程序偏差可能使裁判权威的根基发生动摇。作为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终极手段，诉讼程序只有在正当程序理念的支配和程序规范正常运作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换言之，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通过程序所获得的裁判才具有权威性。相反，当诉讼程序为过多的非理性和偶然因素所左右时，它便偏离了常道，其结果也相应地难以得到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认同。社会经验表明，一个丧失诉讼权威的制度内部最容易内生出法律规避或者“私了”的解纷替代机制。[15]这种非正式的解纷机制一方面使诉讼解纷面临着“执行难”的困境、另一方面促使“民间法”掩盖国家法，其可怕后果将使社会失却诉讼这种解纷的安全阀。因此，从诉讼解纷的终极功能来说，程序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裁判权威的重要意义。[16]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