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92年市场经济目标确立，
宪法面临再度修改。这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序言中增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的规定，将原来“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改为“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补充，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下来。修正案第五到第十条都是关于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使其更符合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三、将
宪法第
98条县级人大代表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由
宪法修正案内容可见，1993年
宪法修正案重心仍在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基本未涉及法治内容。但由于市场经济与法治原则天然的密切关系，为之后法治讨论提供了很好的话题。
1993年市场经济目标入宪后，“依法治国”范畴开始进入人们的思考范围和视野之中。从初期的“法制”与“法治”之辨，进而到治国理论与方略之争，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式得到理论界较为一致的认同。
在此时期，与此前多提法制不同，政府文件中民主与法制频繁连用，表明向法治更近了一步。到了江泽民时期，“依法治国”的概念开始被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也开始出现。1996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讲话中表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明确宣告法治国家方略，向法治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到了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则正式在报告中表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法治成为政治界、法律实务界与法学学术界的时髦话语。
（三）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后，又经过了1999年、2004年两次修改
宪法，法治正式成为
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法治原则的地位稳固确立，法治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999年
宪法修正案中与法治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
宪法修正案第
13条，该修正案在
宪法第
五条新增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中共十五大报告确立的法治原则正式载入
宪法予以确认，从此，法治原则成为
宪法原则，同时也表明了
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
宪法是法治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一个词语的变化，其背后是二十年法治因素的逐步积累，是整个法治理论和治国理念的艰难变革。这次修宪可视为历次修宪中在社会主义法治化方面最有成果的一次。
宪法经此修改，表明法治概念在中国已经在话语层面和制度层面得到重视和较为牢固地树立，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现行
宪法再度修改，部分条款对法治的内容又有所丰富。这次修改通过了第十八条至三十一条
宪法修正案，是1982年
宪法实施以来历次修宪中修改条文最多的一次。其中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完善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第二十三条修正案增加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规定、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定，都是对法治原则具体内容的丰富与扩展。尤其是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增加的关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定，对法治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在
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在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准则的背景下，有利于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引导、推动中国的法治理念融入世界主流法治文明，也便于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四、尝试性的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一）从
宪法的变迁角度观察，中国法治概念与法治思想在1949年之前曾经起步并有曲折发展，但极不连续、不稳定；1949年之后的发展可分为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稳固与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法治，自觉地选择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世纪末修宪时（1999年），更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写进了根本法；本世纪初（2004年），中国再度修宪，
宪法中明确宣示保障人权，法治因素又有所增长。
（二）从清末立宪以来直至现行
宪法中所体现的法治化因素的发展，尤其是现行
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历次修宪所体现的主流法治理念，结合现有的法治基础和状况推断中国法治发展趋势，似可断言中国的法治化程度在可预见得到的将来应该会持续发展与进步，但近期的进步主要会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
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政治体制和领导基础方面不至于有太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