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法治，自觉地选择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世纪末修宪时（1999年），更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写进了根本法；本世纪初（2004年），中国再度修宪，
宪法中明确宣示保障人权，法治因素又有所增长。
法治必然与宪政互相牵连。因此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欲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自清末以来至1999年修宪明确宣布追求法治国家目标之前的历次制宪活动与宪政实践，是否与法治发展毫无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中共在十五大以前的历次修宪，是否具有法治化的实质内涵？十五大明确宣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是否确实反映于
宪法变迁中？限于文章篇幅和论题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这一部分拟着重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宪法变迁与法治发展的关系。
1949年之前，尽管各方政治势力都积极进行立宪活动，但可以说都不想真正实施
宪法或无条件实施
宪法，法治状态无法达成。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的
宪法变迁对推动法治进展也并非毫无意义。《临时约法》颁布之后，尤其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从曹锟“贿选
宪法”到蒋介石国民政府三度制宪，说明在中国即使是独裁的统治者也意识到，需要有一部
宪法作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这些立宪活动，使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信仰：在中国，没有
宪法的统治是非法的统治。这应该说是中国早期宪政实践对中国法治发展的贡献。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时间，若以
宪法变迁角度检视法治发展，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19］
（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颁布了一部起临时
宪法作用的
宪法性文件（
《共同纲领》）和两部正式
宪法（《五四
宪法》与《七五
宪法》），但法治精神只是在极短的时间段内昙花一现随即凋零残败，法治状态在整体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时期可视为中国法治的“蒙昧时期”。［20］
《共同纲领》内容简略，大致相当于后来
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除序言外，有七章六十条，包括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七部分。由于只是临时
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对于现代法治内容体现较少，主要有两个条文较为集中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总纲部分第四条、第五条）；但在关于社会制度和政权机关的规定部分，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
五四
宪法被认为是制定得较好的一部
宪法。它总结了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在起草过程中又参考吸收了国际经验（主要是苏联经验），条文、结构比较完备合理。在体现法治进展方面，比
《共同纲领》有了较大的发展。
宪法规定了较为广泛的公民权利，并规定了逐步扩大物质保障的措施。但毛泽东讲到五四
宪法的原则时，只讲了两条：即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可见在当时
宪法制定者心目中，
宪法主要是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制定和存在的，即通过
宪法为既存政权赋予合法性，法治观念并未真正受到重视。这样就使五四
宪法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一旦政治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
宪法宪法的稳定性，损害
宪法的权威甚至视之为累赘进而弃之如敝屐。历史的悲剧性发展正是如此。［21］
1955年的胡风事件、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是对五四
宪法中本就微弱的法治原则的冲击，之后随着党的高层领导对法治态度的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法治原则和精神逐步被摧毁殆尽，荡然无存，直至文革期间达到了“无法无天”的登峰造极状态。毛泽东本人是五四
宪法的主持者与起草小组的领导者，但曾几何时，其对待五四
宪法的态度和言行举止判若两人。五四
宪法制定期间，毛泽东曾辞恳意切地要求
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
宪法。”［22］到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 1959年，毛泽东更曾明确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政法小组于1958年12月20日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
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而正在进行的
刑法、民法、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也因此而停顿，从而使我国法制建设的正常进程受到严重干扰。［23］此后近20年时间里，虽有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上半叶的制宪活动与七五
宪法出台，但“法治”在总体上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遭到批判和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