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味于封建家族伦理道德的黑暗，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呼吁道德上觉醒的父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29]
改造家庭伦理道德这件“极困苦艰难的事”，成为上个世纪初学术思想界以及革命人士的首要议题。康有为的结论是：家不去，太平世不生。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描写大同世界的美景之一是“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满须易人。”这样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毛泽东。1936年，他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夫子自道：“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毛泽东并不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有什么不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曾为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共产党人所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在社会组织中，家庭是最基本、也是最小的社会细胞，同时也是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就必须将家庭这个私有制的堡垒加以攻克。[30]早期播下的这些思想种子，解放后不久，就生根开花了。
人民政权成立后，颁行的第一个法律就是解放妇女，改造家庭关系的
婚姻法。“坚决地向封建婚姻制度的遗毒及于涉婚姻自由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一时成为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据统计，从新
婚姻法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到1953年，“大批深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纷纷起来，要求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全国法院共收受离婚案件327万件。[31]
50年代初推行的新
婚姻法运动，是人民政权打碎传统家庭关系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第一记铁拳。其后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锅饭”运动，既是政治运动，也是家庭改造运动。家庭的重要功能被社会化，如育婴交给育婴堂，养老交给养老院，吃饭交给公共食堂—“大锅饭”。“共产风”虽然最终没能消灭家庭，但家庭的功能被大大弱化。这些有意和无意的家庭和社会改造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风东渐，使封建家庭伦理道理关系从根本上被瓦解，“家”与“国”之间的道德联盟分崩离析。
本起事件发生伊始，家长仍然扮演学校的道德联盟者角色。得知消息后，家长立即奔赴学校，对子女进行批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家长仍然与学校分享着共同的道德准则—婚前性行为是一种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事。家长按照学校希望，对子女进行教育，希望子女认识和改正错误。然而，这一联盟不再坚不可摧，维系道德联盟的价值基础，在学生家长和师长心目中份量不同。前者认为，婚前性行为只是“道德过错”，后者认为，这是“道德败坏”；前者认为，婚前性行为仅是道德上可指责的行为，比道德秩序维系更重要的是个人的隐私；后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必须处罚的行为，比隐私更重要的是秩序。前者认为，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学校不应调查性行为细节；后者认为，为了维系道德秩序，调查细节性行为理所当然。道德联盟存在的前提是价值观的统一，一旦失去统一的价值观，联盟的解体就是迟早的事了：当学校调查学生性行为细节，并要通报批评之时，联盟解体了，家长与子女站在了一起，形成了新的战略联盟，向学校的权力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