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表明，禁止未婚男女性行为和通奸的法律在当今的社会中是有害的，因为非婚性交的成本已经下降了。有效的避孕措施已降低了性成本。由于妇女外出工作，丈夫对其保持监视的成本就上升了，被发现的几率会降低。另外，寻求非婚性行为的成本由于妇女与男子一起工作而下降。随着婚姻收益的下降，更多妇女的未婚时间将延长，所以非婚性伙伴的群体将更大。[21]波斯纳为性观念的解放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而福科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居民的蛋白质摄人量的突然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比
宪法的变化或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要重要得多。”[22]
在现代信息社会，寻找婚外性行为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互联网的聊天室以及手机的“拇指文化”，使得性需求和性供给的信息交换成本几乎降为零。各大网站聊天室尤其是一些成人聊天室事实上成为“性息”的交流场。人们隐名埋姓地畅所欲言，性本能在网络环境下，恣意地张扬。市场经济大潮激起人们对世俗享乐的期待，而互联网则“为虎作伥”。在一次一次的“观念更新”过程中，神圣理想已经不再，浪漫情怀早已更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同张汝伦所言：“历史和先贤不再神圣，不再崇高，不再让自己感到惭愧和渺小。相反，谁都可以对在遥远的历史空间中闪烁的星辰轻蔑地摇摇头，甚至叶_仁一口嫉恨的口水”。[23]卢晓光在“破碎的世界”一文中形象地概括：“在这个世界上，传统不存在了，共识不存在了，底线不存在了，基础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社群中存在，一个团体中存在，一小撮人中存在，总之一句话：公共性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即使有理解，也没有认同；即使有尊重，也没有赞同。”[24]
伴随着传统道德观的解体，“性解放”不仅被议论着，而且被行动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新一族”采取“反叛而无目的，排斥而无计划，拒绝而无憧憬”的生活方式。“拒绝传统价值，对未来又无憧憬”是新生代年青人的特征。[25]
学校与学生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学校认为学生发生性行为属于“道德败坏”，而学生和家长认为性行为是私人事务，属于隐私。当传统道德观念无法使人信服它的正当性时，学校的权力被质疑、被解构了，学校必须面对来自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合法性挑战。
四、权力联盟的解体
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化始于家庭，大部分家长把他们所记得的、从他们父辈那得来的东西，外加上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再加工一遍传给子女，对子女进行最初的社会化。[26]家庭以外，教师担负着同样重要职责，家庭和学校结成了战略同盟—“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从古到今，这个联盟很少出现裂痕。然而，本起事件中，联盟解体了，“盟友”成了“对手”。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特点之一是国家权力难以深人乡村，马克斯•韦伯说：“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27]国家权力缺席导致家族成为“执法”的主要机构。在惩治道德越轨行为方面，“家规”时常重于“国法”。清末的一份家谱即称：“家乘原同国法，家法章足国宪。况国法远，家法近，家法森严，自有以助国法所不及”。[28]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年代，相当一部分家庭和宗族，通过处死“荡妇”来维持“清白门风”。鲁迅小说《祝福》中的主角“祥林嫂”因为“事二夫”而死于新年的祝福声中。
